被遗忘的延安科技：毛泽东的远见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党中央在延安（1935—1948年）那段历时13年的岁月里，中国正面临生死攸关的严峻时刻，人民忙于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建设的各项事务，似乎无暇顾及科技发展。然而，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即便当时战火纷飞，物资极度匮乏，对科技工作的重视程度却并未降低。不仅有明确的科技政策、科技团体、理工院校以及科技活动的开展，还涌现出了众多科技成果，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和推动了经济与军事的进步。科技工作成为解放区建设的一大亮点，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明确的政策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历经重重考验，毅然奔赴延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烽火之中，其中不乏科技界的精英。据记载，仅在1937年与1938年两年间，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抵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便达2288人之众。为了更有效地凝聚科技人才与知识分子的力量，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党制定了一系列明确而有力的政策。

普通士兵每月津贴为一元，团级军官每月津贴为两元，而团级以上军官的每月津贴则为三元。工程技术员则享有最高津贴，即每月三元。该规定系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

1939年2月25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七，星期六，延安举办了首次技术人员新春联欢晚会。毛泽东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他强调，此次会议的召开，旨在彰显技术人员在政治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我们以政治引领技术发展，然而缺乏技术支撑的政治则是空洞无物的。有人对技术人员及其工作予以轻视，甚至部分技术人员对自己的职业也抱持轻视态度，这都是极为不妥的。若无技术人员的辛勤付出和技术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无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更难以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在漫长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共产党务必熟练掌握吸纳知识分子的策略”，“若缺乏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革命事业的胜利将无从谈起”。此决定遂成为我党制定针对科技人员吸纳、重用与优待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

1940年3月10日，毛泽东亲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紧接着，仅隔一月，他又出席了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干部的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深入阐述了党的科技政策。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技术工作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充分鼓励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并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他还谈到了党对技术干部的深切关怀。

194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秘书处举办了直属机关与学校在职的财政经济及各类技术工作人员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旨在向那些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财政工作干部和技术工作干部表达诚挚的慰问与崇高的敬意。同时，他希望与会人员能够对党的科技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推动这一领域工作的持续优化。

在此期间，自然科学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1941年1月，他致信远在莫斯科的二子毛岸英与毛岸青，言辞中透露出深切的期许：“趁着青春年华，宜多投身于自然科学的学习，而政治讨论则宜减少”，“总之，应专注于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其价值在未来将无可限量”。

遵循中央对科技人才的重用与优待方针，中央军委于1941年4月23日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吸纳与善待专门人才的政策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若一支军队缺乏众多专业人才（如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则无法成为一支强大的组织（即军队）。”对于各类人才，我们以他们的专业学识为衡量标准，赋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实际的工作职责，例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职位，并在物质待遇上给予特殊优待。同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尊重军队技术专家工作的“训令”，针对军队内部存在的将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重视政治而轻视技术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训令强调要充分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确保技术部门的特殊需求得到满足，不惜投入重金，广泛聘请各类专业人才。

1941年5月1日，毛泽东同志亲自执笔，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明确指出：“应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并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热烈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秉承这一宗旨，《解放日报》相继发表了《奖励自由研究》（发表于6月7日）和《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发表于6月10日）两篇社论，对支持与激励科技工作者开展自由独立研究的方针及其重要性进行了详尽阐释；对科技工作与科技人才在边区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进行了有力论证；并对党的科技政策与方针进行了清晰宣示。这一纲领与社论对延安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对党内轻视技术工作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判。号召全体党员“真心实意地学习并熟练掌握自己的技术，以促进各部门建设工作的进步”。同时，要求党员积极向专业人士学习技术。

当时，延安迫切需要医务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向各兵团首长发布指示：“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层面进展有限，今后应积极吸纳大后方及沦陷区中技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不惜提供优厚津贴，并在政治上视其为非党干部，生活上给予专家级的待遇。”10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他在苏皖地区招募600至1000名知识青年前往延安学习与工作，“若能招募到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才则更佳”。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讲。

1942年3月23日，延安成功举办了一场高级技术干部季度会议。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向与会者表示祝贺。他着重指出技术建设的重要性，并明确表示，对于政治与技术脱节、不合理现象，必须立即予以纠正。毛泽东还认为，会议提出的诸如成立边区建设委员会、组建各类科学研究团体、设立工业学校、改善技术干部待遇等建议，与中央倡导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精神相吻合，并对专家们敢于担当、敢于发声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在延安广泛开展整风运动之后，众多干部被抽调出来进行集中学习。4月份，中央针对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指出对于具备专业技能的干部，应避免轻易调动，以确保他们工作的稳定性和创造性。同时，中央再次对轻视技术工作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随着解放战争的紧张推进，党中央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关怀未曾减弱。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项关于工资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某些地区出现了将技术工人、技师与普通工人工资水平拉平的倾向，这种做法“实属不当且错误”。忽视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间的差异，推行平均主义的薪酬制度，无疑将制约生产积极性的充分发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延安时期，党对科技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对科技人才实施了吸纳、重用与优待的政策，竭力营造有利环境，助力他们施展技术才能，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成立科学研究会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由毛泽东等发起，于1940年2月5日在延安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延安自然科学界以及各机关、学校的代表逾千名，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研究会的诞生。会长吴玉章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先后发表讲话。正当陈云演讲之际，毛泽东不声不响地步入会场。陈云见状，欲中止发言，邀请毛泽东上台发言。然而，毛泽东却坚决要求陈云继续完成他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自然科学，我们皆应深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对世界诸多奥秘的懵懂无知，便难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革命者。”

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题为《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

毛泽东的发言持续近一小时，深入探讨了自然与社会、科学与自由、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等关键议题，引发了与会人员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自然科学研究会确立的使命在于：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教育与探索，促进延安及边区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建设，确保自然科学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其重要作用。研究会拥有详尽的“章程”，对会员的资格、权益及责任等均作出明确而细致的规定。研究会下设众多专业分会，包括医药学会、农学会、地质矿产学会、机械电机学会、生物学会、化学学会以及建筑学会等。

1940年8月，自然科学研究会举办理事会，对过去半年的工作进行梳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项目进行了精心规划，旨在激励会员们更加积极地投身研究工作。在此之后，研究会还成功举办了数场学术性的观摩与研讨活动。进入1941年，会务活动愈发丰富，内容也更加贴近实际需求，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

继而，在1941年春季，应朱德同志的指导，农林学家乐天宇携手李世俊、方粹农、陈凌风等同仁，于延安成功创立了中国农学会。该会会员人数逾三十，乐天宇先生担任首任主任委员。该会针对边区的农业、林业、牧业发展，提出了诸多颇具价值的建议。

创办理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院

延安，作为我国革命的圣城，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教育的发源地。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边区陕甘宁因遭受日军侵扰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改变这一不利态势，党中央号召边区干部及部队既要坚决抗日，又要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此，党中央从各地调集了一批精通科技知识的专业人士及技艺娴熟的工人，致力于筹备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所需的各种工厂。

为培育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至1940年夏日，延安陆续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陕北公学（简称“陕公”）、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党校（简称“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安吴青训班（简称“青训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等教育机构。然而，在众多院校中，却尚无一所专注于科技领域的大学。至1939年底，党中央作出决策，着手筹备创办这样一所高等学府。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了首次代表大会，会上不仅有科技领域的代表参与，共同商讨延安科技事业的前进方向，而且大会的决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议题。翌年2月5日，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典礼上，深刻阐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价值，极大地激励了延安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坚信，科技人才是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迫切渴望创办一所专注于培养各类专业人才的专门高等学府——自然科学院，以此来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这一强烈愿望，与党中央的规划不谋而合。

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缺乏图书、实验仪器以及各类教学设施，更无校舍与师资。我们唯有秉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创造办学条件。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延安精神，亦为自然科学院的革命传统所秉承。

延安自然科学院招生公告。

1940年五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新中华报》（延安版）及《新华日报》（重庆版）上公开发布招生公告。公告中明确指出，学院的宗旨在于“致力于培养抗战建国所需的技术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并恪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在共产党的感召下，众多革命青年与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纷纷涌入延安，投身于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伟大事业之中。

学校缺乏校舍，学生们便自行挖掘窑洞。这些窑洞既是他们的宿舍，也成为了他们的学习场所。在课堂上，没有桌椅可供使用，同学们只能坐在小木凳上，以大腿作为临时的桌子，进行阅读、书写和作业。到了冬天，大家会齐心协力上山背柴，共同缝制羊皮大衣，搓毛线，编织毛衣。尽管学习条件十分艰苦，但师生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却愈发浓厚。每当上级机关发放一些特殊照顾的物资时，大家总是相互推让，将便利让与他人，将困难留给自己。老院长、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即便已年过花甲，仍坚持徒步走上一个多小时来校工作，为全体师生树立了艰苦奋斗的典范。

今年九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宣告开学，此举成功填补了延安地区无理工科高等学府的空白。李富春、徐特立、李强相继出任院长一职。学院内部设有中学部和大学部。大学部下设物理系（后更名为机械工程系）、化学系（后更名为化学工程系）、生物系和地质矿冶系。此外，学院还配备了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工实验室以及生物实验室等设施。在短短三年的办学时间里，自然科学院累计培养了超过一千名各类人才，并取得了众多科技成果。

◆20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全景图景。

1943年四月，中央决策将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设为该校的一个分院，并由陈康白担任院长。至1945年年底，自然科学院迁至张家口，进而转型为华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随后，在1949年，学院迁往北京继续办学。1952年1月，学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再经过1988年五月的更名，学院最终定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秉持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宗旨，定期组织师生投身科学考察及各类生产劳动。在党的号召下，师生们积极响应，以革命和建设为己任，弘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勤奋学习，勇于创新，为各根据地的建设及建国后的教育事业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培育了众多科技英才，推出了众多科技成果，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其美名永载史册！

丰硕的科技成果

1939年5月，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展览会盛大开幕，首次集中呈现了边区近年来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取得如此全面的工业成就，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无论是大工业还是小工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40年6月，教育家乐天宇（1901-1984，后被誉为农林生物学家）领衔，联合自然科学院、边区农场等单位共同组建的森林考察团，耗时47天，遍历15个县，对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资源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考察。考察团提出了构建边区森林政策的七项建议，并在教学研究方面收集了两千余件植物标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考察中，他们发现南泥湾的荒地具备开垦潜力，随即向中央提交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及方案，该建议迅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亲自接见乐天宇，并邀请他及生物系的同学一同前往南泥湾进行实地考察。随后，王震率领359旅开赴南泥湾进行垦荒，将此地打造成为“陕北的好江南”，这一举措在缓解边区经济困境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942年，毛泽东与朱德于延安与科技干部们合影留念。

“边区广袤山野的马兰草，如今变身成为宝贵的造纸原料，已利用10万斤马兰草生产出20万张纸，印制各类书籍，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新闻事业的发展。”马兰草造纸技术的成功应用，有效解决了边区的用纸困境。此举赢得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赞誉。此后，《解放日报》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作品，均采用马兰纸印刷。

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延安的电器供应极为匮乏。北京与太原的敌人下达严令，即使将手电筒卖给延安，亦将受到“杀无赦”的惩处。据传，1942年时，延安仅存三四台通过偷运进入的手摇发电机，这些发电机仅供《解放日报》印制厂、八路军总部以及中央医院使用。延安无线电制造厂的技术人员林中、丁古等人，秉持自力更生、突破封锁的精神，凭借废旧汽车皮、佛像铜、炮弹钢等材料，自行设计并制造出齿轮、弹珠盘、发电元件以及磁铁等关键部件，最终成功研制出小型发电机。

在延安化学厂，科技创新的浪潮澎湃汹涌。他们巧妙地将羊油倒入锅中煮沸，再添加苛性钠使其沉淀，油脂便浮于表面，成为制作肥皂的原料。借助这些原料，工厂每月可生产出35000条“新华牌”肥皂，既满足了延安军政教人员的生活需求，又部分缓解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这批土法制皂，凝聚了技术人员的大智大勇和攻坚克难的坚强意志。此外，该厂还擅长生产粉笔、牙粉、精盐、墨水等多种日用品。对于技术革新方面的佼佼者，工厂每月额外奖励一升小米，以此激励他们的创新热情。工厂对科技创新极为重视，不仅定期举办技术座谈会，还每月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技术培训，并设立了业余技术培训班。培训班分为高、低两个层次，由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讲师。教学内容紧密贴合工厂生产实际，激发了工人们的学习热情。在此背景下，工厂变成了学校，工人们则成为了学生，这一举措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这一成功案例，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肯定与广泛推广。

1983年春三月，杨作才再次踏上延安的土地，于中央大礼堂之前，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此楼即我们的政治工厂，今后众多党的文件与政策，都将在此酝酿而生。”（二）中央大礼堂：作为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它坐落于中央办公厅大楼前方约300米处，设计者同样为杨作才。在缺乏建筑机械的情况下，干部们凭借智慧和双手，于1942年下半年完成了这座穹窿式结构的大礼堂。礼堂长35米，宽30米，可容纳数百人。它既展现了民族风格的简朴大方，又融合了西方现代堂馆的建筑美学。礼堂不仅设有固定坐凳和宽敞的主席台，还配备了休息室（兼舞厅）及乐队演奏台。1944年6月，中外记者一行21人参观延安中央大礼堂时，对其赞叹不已。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此召开，歌剧《白毛女》亦在此首演。

此外，建筑技术人员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与观摩活动，深入交流窑洞建造技艺和空间布局的优化。在活动现场，他们细致评议了组织部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的设计优劣，并就建筑技艺进行了广泛的技术交流。

“目前，延安拥有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制革、煤矿、煤油、炼铁、化学、机械制造以及兵工等多个行业。其中，纺纱与织布、炼铁与制造构成了核心环节。前者满足了最大量的需求，而后者则为工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就均属于延安时期的科技结晶。

在上述物质科技成果之外，还涌现了大量非物质的科技论文与科普读物，这些成果对于延安地区科技知识的普及与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温济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收录于《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徐特立的《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收录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等作品，均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西北儿童》、《青苗》以及《解放日报》等媒体，也积极刊登趣味性科普作品和破除迷信的故事，以此推广科学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延安大众读物社（由周文担任社长）在科技普及领域投入了大量心血，不仅出版了系列科普书籍，还组织了一系列讲座活动。这些努力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