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如何接替陈独秀？原因：他与罗明纳兹共鸣，却引党入歧途

1927年，中国大地风云突变，一片血雨腥风笼罩。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如同当头棒喝，彻底宣告了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曾经与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在猝不及防中跌入深渊，党的力量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角落。

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内弥漫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悲观与迷茫情绪。何去何从？革命的方向在哪里？这些问题如急流般涌来，亟待一个明确的答案与指引，所有人都焦急地寻找着那条通往光明、走出困境的道路。

远在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革命的剧变，并对此表现出高度关注。在1927年6月16日至20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们做出了一个关键性决策：立即派遣罗明纳兹同志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进行纠偏，是对陷入困境的中国共产党施以援手。然而，在这看似果断的行动背后，实则隐藏着莫斯科更深层的政治考量与权力博弈。

共产国际急于为大革命的失败寻找一个清晰的“替罪羊”，以维护斯大林的权威和领导地位。他们需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具体的人或路线，从而有效地应对来自托洛茨基派的激烈攻击和质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一位全权代表空降中国，迅速厘清局面并确立新的指导方针，成为了莫斯科的当务之急。他们希望通过强硬的介入，不仅纠正所谓的“右倾”错误，更能稳固自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罗明纳兹，这位年仅29岁的联共（布）党员，出生于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同乡。他早在1922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并首次与瞿秋白有了接触。他在“少共国际”的背景，使其素以左倾激进著称。

1927年7月23日，罗明纳兹携助手纽曼（一位德国共产党党员）抵达汉口。他们伪装成基督教徒，入住基督青年会，以避人耳目，确保此行的秘密性。

抵达当晚，罗明纳兹就马不停蹄地与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核心领导人进行了紧急会面。这次谈话旨在迅速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最新指示和要求，明确莫斯科的立场。

鲍罗廷作为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罗明纳兹来华前，就曾在庐山期间与瞿秋白有过一番深谈。他提前提醒瞿秋白，罗明纳兹“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

鲍罗廷还分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认为其必须由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承担，这无疑是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威信，同时避免托洛茨基派将矛头指向斯大林。

罗明纳兹的言行果然印证了鲍罗廷的预判。他一上来就严厉批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并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直接推给了陈独秀以及中共内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空降代表的急与盲

面对罗明纳兹近乎武断的指责，张国焘当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反感。他认为罗明纳兹对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细节缺乏深入了解，如此简单粗暴地推卸责任，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张国焘与罗明纳兹的激烈争执，使得初次谈话一度陷入僵局。这不仅暴露了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本土领导层之间在认识上的巨大分歧，也预示着未来的合作将充满挑战。

瞿秋白在此次会面中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他努力缓和现场紧张的气氛，并耐心地向罗明纳兹详细介绍了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和革命所面临的复杂局面，试图弥合双方的认知鸿沟。

尽管瞿秋白对罗明纳兹最初的印象是“少不更事”，觉得他过于年轻，缺乏经验，但为了维护大局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他还是选择积极沟通，努力寻求双方能够接受的共识。

罗明纳兹对于已经爆发的南昌起义的具体细节，以及其在军事上的具体部署，似乎并不甚了解，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去深究，这显示了他关注重心并非实战细节。

然而，对于迅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彻底纠正“右倾”路线并确定新的革命方向，罗明纳兹的态度却异常坚定。他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不容有丝毫拖延，体现出其鲜明的政治导向。

1927年7月26日下午，在汉口一所隐秘的住宅内，罗明纳兹提议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秘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程非常紧凑，聚焦于当时的革命核心问题。

会议首先讨论了正在进行中的南昌起义，经过评估，与会者认为起义的方向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为了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将派遣张国焘前往起义前线，具体指导行动。

更重要的是，罗明纳兹在会议上再次坚定地主张，必须立即召开一次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以彻底清算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并重新制定党的总路线，其决心不容置疑。

在这次关键会议上，瞿秋白被增补为临时常委。他的任务非常重要，不仅要负责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还要承担中俄文之间的翻译任务，成为罗明纳兹的得力助手。

罗明纳兹之所以选择瞿秋白作为核心助手，显然看中了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共产国际代表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以及在党内的较高威信。这为瞿秋白在未来成为主要领导人奠定了基础。

原定于7月28日召开的紧急会议，因故未能按时举行，不得不推迟。随着时局的日益紧张，白色恐怖加剧，中国共产党被迫将领导机构逐步转入地下活动，以规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

为了确保安全，中共中央的办公和居住地点也频繁转移。例如，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在当时就曾居住在汉口的德林公寓，以此作为秘密工作和生活的场所。

1927年8月7日，在紧张而秘密的氛围中，备受瞩目的八七会议终于在汉口三教街41号，即如今的鄱阳街139号，秘密召开。会议地点简朴，却承载着党和革命的未来。

年仅23岁的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在此次会议中承担了政治秘书的重要职责。他负责会务的组织安排，包括代表的接待、食宿协调以及会场的安全保卫等各项关键工作。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会场停留了整整六天，确保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其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在早期革命生涯中便已崭露头角。他为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次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等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主持，到会的共有21位中共代表，他们代表着党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力量，以及3位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

会议选举产生了9位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其中包括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和罗亦农等。同时，邓中夏、周恩来和毛泽东等7人被选为候补委员，充实了党的领导集体。

1927年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了八七会议后的第一次会议。这次关键的会议由瞿秋白主持，标志着他步入党的核心领导层，承担起更重的责任。

会议上，瞿秋白与李维汉、苏兆征被正式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至此，瞿秋白在罗明纳兹的坚定支持下，正式成为了主持中央工作的新领导人，其地位得到了明确确认。

瞿秋白的此次上位，并非偶然。这一重要的人事安排，也迅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正式认可，表明莫斯科对瞿秋白的能力和罗明纳兹的提议均表示了充分信任和支持。

理论激进的共鸣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普遍存在着一种急于复仇、狂热冒险的情绪。面对惨痛的失败，许多同志希望能够迅速找到出路，以激烈的手段扭转乾坤，这种情绪很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差。

对“右倾”的清算，在党内几乎演变成了一场极端的行动。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认为必须彻底否定过去的错误，从而导致思想上出现矫枉过正的急转弯。

罗明纳兹此时提出的“无间断革命”论，与瞿秋白早前提出的“一次革命”论，在某些方面虽有理论差异，但在当时党内急于进攻、追求迅速胜利的氛围中，两者却找到了惊人的共鸣。

这种理论上的契合，为后续“左”倾盲动策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其在思想上具备了某种“正当性”。它们共同促成了对革命形势的过头判断，推动了冒险主义的抬头。

在这样的理论和情绪叠加影响下，党内开始出现明显的“左”倾盲动错误。各地急于行动，但往往脱离实际，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为之后的挫折埋下了伏笔。

随着革命形势的紧张，中共中央也从武汉秘密迁到了上海，继续在地下进行着艰难的运作。领导机关的转移，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继续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罗明纳兹和瞿秋白，作为当时的领导核心，共同推动着这种激进的策略。他们对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认为中国已经处于“直接革命形势”，需要采取更为激进的进攻方针。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党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当时的革命路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会议进一步强调了要批评党内存在的右倾悲观情绪，力图从思想上扭转大革命失败后弥漫的低沉气氛。然而，这种纠偏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会议错误地认定“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这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判断。在此基础上，会议得出了总策略：应该继续采取积极进攻的姿态，并最终发展为全国总起义。

会议通过了由瞿秋白根据罗明纳兹的意见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份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党的工作重心和革命目标。

此外，还通过了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这两份决议，不仅在政治上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还在组织上形成了严厉的惩办主义。

这些决议直接导致了对八七会议后各地起义负责人的纪律处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内的紧张气氛，并对基层组织的积极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左”倾盲动错误的指导下，各地进行了大量脱离实际、缺乏准备的武装起义。这些行动往往在没有充分群众基础和外部支援的情况下，就贸然发动。

这些起义往往无组织无纪律，缺乏统一的指挥和明确的目标。它们不仅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革命力量的无谓牺牲和严重损失，使本已脆弱的党组织雪上加霜。

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在观察中国革命后，敏锐地指出中国党内存在着“革命急躁情绪和盲动主义病症”。他认为这种情绪极具破坏性，并会带来严重后果。

米特凯维奇还严厉批评了当时党内对恐怖手段的错误理解和滥用。他指出，这种手段不仅被用来对付敌人，甚至还被错误地用来强迫群众，导致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受到损害。

盲动后的反思与纠偏

然而，共产国际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并非所有人都对罗明纳兹的激进路线表示认同。共产国际代表佩佩尔就是其中一位清醒的批评者。

佩佩尔曾写信给莫斯科，在信中明确指出中国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盲动倾向。他对这种脱离实际的冒险主义表示了担忧，呼吁莫斯科警惕。

他认为军事行动不应脱离广大群众的支持，纯粹的军事冒险只会带来失败。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形势并非如同罗明纳兹所言那样处于高涨状态。

“左”倾盲动主义在各地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由此导致的革命力量的巨大损失，逐渐引起了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同志的反思和警醒。他们开始意识到路线的偏差。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和内部讨论后，192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第二十八号通告，题为“论武装起义政策的意义”。

这份通告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对之前一段时间推行的盲动主义进行反思和纠正。它试图从理论上重新审视武装起义的政策，避免再次重蹈覆辙。

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注意到了中国党内盲动主义所带来的严重性。1928年2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明确批评了当时中国党内存在的盲动倾向。

这封电报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莫斯科对于罗明纳兹在中国推行的激进策略开始进行调整和限制，显示出国际领导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新判断。

紧接着，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并最终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非常明确地反对盲动主义，严厉批评了无准备无组织起义的错误，并严厉制止了“玩弄起义”的行为，要求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

1928年4月下旬，这份重要的共产国际决议，终于历经辗转，传到了中国。它为当时党内弥漫的“左”倾盲动情绪泼了一盆冷水。

临时中央政治局收到决议后，立即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这份通告明确下令，要求全国各地坚决制止已经蔓延的“左”倾盲动错误。

这场给中国革命带来沉重代价的冒险行动，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内部的反思与纠偏下，终于被及时叫停，避免了更大的牺牲。

历史的沉思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了，在革命的危机时刻，权力斗争、理论教条化以及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这三者如何共同作用，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年轻的领导人，虽然充满激情，但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加上急于求成的心态，在复杂多变的革命局面下，尤其容易犯下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革命的道路远比理论上的设想更为复杂和艰辛，它需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脱离实际、不顾群众基础的盲目行动，注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大革命失败和“左”倾盲动错误的双重打击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认识到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

瞿秋白与罗明纳兹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共鸣”，虽是基于纠正右倾的出发点，却不幸将中国共产党带入“左”倾盲动的歧途，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深远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