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因反林彪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

许成钢，1950年出生，祖籍浙江临海。1982年获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硕士，1991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斯坦福大学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许良英先生哲嗣。

原题

我是如何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的

作者：许成钢

01

我的灾难始于一份手稿

许成钢，落款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这是夏天，母亲（王来棣，一位资深的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原编者注在位于中关村的家宅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摞厚重的七十年代家书，以及一九七五年的上访文稿。

恰逢近期，北岛提及着手编撰一部关于七十年代的专著。加之不久前，北大荒插队的战友张莹分享了她对该时代的回忆，仿佛这一切都在无声地提醒我，是时候重新整理那些深藏记忆中的片段。尽管那十年似乎从未真正离我远去。

我们通常将历史划分为十年为一个阶段，这种划分方式往往难以尽如人意。然而，当我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七十年代却清晰地划定了我的生命轨迹。那一年，我年仅十九岁，在北大荒建设兵团因被指控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而遭受关押、审讯、批斗和监督劳动。在漫长的劳改岁月中，我自学了高中以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和英语，并在此期间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到了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成功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了该校唯一一位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那十年，虽然对于历史而言或许微不足道，但对我个人而言，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我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磨难，源自于那份在六十年代最后一日完成的手稿。那是我计划中的著作的初始四个章节，共计六十六页，内含引言、脚注以及文献索引，工整地书写于那个时代的小格稿纸上。书名是《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已记不清当年复写了多少份，寄给了多少位读者，但无疑，这份文稿成为了我最为关键的罪证之一。黑龙江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党委在1974年对我的“案件”作出结论，其核心是指控我组织了一个遍布全国九个省市自治区及军队的“反革命集团”，因而被定罪为“反革命集团案”。

谈及这部著作，便不得不追溯至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当文革的号角初起，我正就读于清华附中初二。在此之前，我对工程学抱有极大的热情。清华附中拥有一流的无线电业余小组与实验室，我的课外时光几乎全部倾注于无线电的钻研。当时，我已着手自学无线电电子学及相关数学知识，深深陶醉于技术设计与发明的乐趣之中。我的家庭背景并不优越，父亲名为许良英——享有盛誉的科学史学家，《爱因斯坦文集》的核心编撰者，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编者注在1957年，他不幸被划为右派，其所谓的“罪行”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公之于众，随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下放到农村务农；母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开除党籍并受到降职的处分。尽管如此，我在政治领域还算活跃，在文革前夕，我曾担任清华附中少先队的大队副。我的父母曾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即便在遭受残酷的政治清洗时，他们依然坚守着正统的信念，并用这些信念来教导我。在文革之前，我是一名坚信共产主义的优秀学生。

1957年，许成钢（居中），其父许良英、母王来棣，以及幼弟，一同在北京展览馆内合影留念。

文革时期，我深感困惑。在文革之前，反修防修已经成为学校日常讨论的焦点。文革伊始，主要针对的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1966年5月，清华附中高二年级的干部子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当时，毛泽东外出视察，共青团中央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派遣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依次传达指示，宣称“红卫兵”为非法组织，类比于当年的右派学生。然而，当毛泽东返回北京后，他立刻表态支持“红卫兵”。

一时间，“红卫兵”跃升为文革的主力力量，他们的矛头直指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干部以及出身不佳的学生。而我，恰巧出身不佳且身为学生干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被打击的目标。这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我瞬间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九六六年夏天的形势变化是以天计的。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毛泽东表态支持红卫兵后不久，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到清华大学为蒯大富翻案，而蒯大富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及工作组在两个月前亲自定的案。此举意义重大，文革的矛头转而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组织蜂拥而起，成为文革新的主力。我糊里糊涂，但亲眼所见周总理和江青对造反派的支持，认定他们代表毛主席，于是参加了造反派。

随后，一件震撼人心的新闻传来：清华大学出现了直接指向刘少奇的巨型标语。紧接着，毛泽东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标志着共和国主席成为了革命的目标。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父亲的罪行之一，竟是他曾散布谣言，称党中央出现了分裂，并称以刘少奇为首的老干部们反对毛主席和百家争鸣。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我在1965年阅读了1957年的相关报纸文章和评论。难道十年前我父亲的话竟然一语成谶？

刘少奇被指责犯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与邓小平一同被视作“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这一说法对我而言是全新的认识。我努力思考，究竟何为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不久后，清华大学便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它要打击的是哪些方面？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究竟是指什么？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接连发布各种指示。总体来看，文化大革命并非单纯的路线斗争，而是深层次的阶级斗争。随着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发布，“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斗争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在清华大学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性质的激烈辩论中，曾有一种观点被提出，即文化革命之所以被视为阶级斗争，其根本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阶级——官僚特权阶级，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这一阶级。对我影响至深的观点是，在过去的十七年（1949年至1966年）中，官僚特权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根本的阶级矛盾。文化革命的宗旨就是要发动人民群众与官僚特权阶级展开斗争。这一观点在1966年下半年的大辩论中对我的思想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六七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开始在各地夺权，而保守派尽力反抗。军队也卷入了。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血腥的武斗。一九六七年二月，矛盾激化。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几位元帅领头公开批评中央文革和江青的行动。与此前后，北京的“老红卫兵”组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保刘邓和老干部。

群众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愈发深重。为了试图拨开迷雾，我刻意与外界隔绝，将自己闭锁于家中，潜心研读毛泽东未曾公开的文稿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的一些见解使我深感震撼，比如，他强调我们不应盲目崇拜马克思，马克思之所以高明，不过是他站得比我们稍高，而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搭建梯子攀登至他的高度。在那个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疯狂时代，毛泽东关于“不要迷信”的言论让我豁然开朗，我的理解是，我们不应迷信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毛泽东与斯诺的天安门城楼对话中，他多次提及耶稣、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并称自己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其中，“伟大的导师”是他最为珍视的头衔，其他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让我隐约感受到，毛泽东或许渴望成为宗教领袖，希望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能够拥有宗教般的影响力。然而，这一点与他所提倡的“不要迷信”的理念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

我渐渐涉足那些以往未曾深入探索的社会科学领域。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几乎陷入了狂热的境地。起初，我自以为找到了理解现实的一把钥匙，那便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唯物论》两本书。它们让我首次领悟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毛泽东在历史舞台上的影响。我从历史唯物论的视角审视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认识到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个体，在历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这种作用并非决定性的。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规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虽能产生反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轨迹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伟大的个体只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我对毛泽东思想并无质疑，只是坚信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相悖。这些独立的思考让我充满喜悦。然而，对于文革的性质，我的疑惑愈发深重。

1967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的武斗愈发激烈。那个夏日，我随清华附中的一群同学，以及几位哈军工的大学生一同前往江西参与“支左”工作。在众人中，我年纪最轻，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年长的同学们探讨我心中的种种疑问。抵达江西省莲花县后，我们即刻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武斗。造反派将我们安置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园内。鉴于我们是自北京而来，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保守派担心北京来的客人会引发连锁反应，于是迅速调动了数千名武装民兵，将我们团团围住。造反派则希望我们撤离，以避免陷入两派的对立之中。我们处境狼狈，于是在半夜翻墙逃离，昼伏夜行，历经艰辛从江西跋涉至湖南省。途中我们不敢与当地居民接触，甚至食物都难以觅得。

这一戏剧性的经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与社会集团的自身利益是残酷夺权的动力。毛泽东说，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还说：文化革命永远不会停，每隔七八年就要进行一次，一直到共产主义为止。我看到的残酷现实，对照毛的话，让我感到文革绝不仅仅是毛与刘邓的权力之争。这么多人冒死而战，肯定有自身利益。每一方都号称保卫毛主席，事实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从全国范围的夺权运动和武斗（实际是内战）中，我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基础是因社会矛盾激化而产生的革命。

令人费解的一点是，传统教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而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然而，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为何会出现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如何能够导致阶级的消亡？尽管我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满意的解释。于是，我开始转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寻求答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恩格斯的观点，阶级是由特定的经济关系所形成的。既然毛泽东认为文化革命是一场阶级间的斗争，是人民群众与新兴官僚特权阶级之间的斗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阶级的存在必定源于社会主义阶段所形成的特定经济结构。

“天下乃是我们父母用鲜血换来的，故而我们理应成为统治者，坐拥天下。”在我看来，这些言论无不精准地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这些话语生动地揭示了我国社会阶级分化的现实，若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术语，他们自认为是贵族，而我国的广大民众则隶属于第三等级。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当时颇为盛行。我曾阅读过众多文章，包括遇罗克的《出身论》。然而，我深感这些讨论的深度尚显不足。因此，对我产生系统性影响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

当时，我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及自己的观察都告诉我，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阶级之间关系激化所致。如今我虽然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以阶级解释一切，更不再追随毛，但我至今仍然认为文革背后的社会力量在于民众自身的利益。我不同意把文革简单地解释成毛的阴谋——通过群众运动整掉刘少奇。

下一次的文化革命将有何目标？它旨在解决哪些核心问题？在阶级斗争似乎永无止境的背景下，我们何时才能迈向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我还阅读了湖南杨曦光……此后，更名为杨小凯，英年早逝；在那段美国留学的岁月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未来走向何方？》这篇激昂的大字报，让我领略了江青对他作为反革命分子的指责。我对他提出问题的方法颇感兴趣，但同时也意识到，若要回应这一疑问，便需深入剖析我目前正努力探讨的一系列议题。

一系列疑问强烈地触动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对国内发生的诸多事件所知甚少，尤其是对农村的了解更是匮乏。我自幼便身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大多局限于城市。然而，对于农村所发生的一切，我了解得寥寥无几。当时，我以为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人口生活在农村。要深入理解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就必须深入农村，了解那里的社会阶层状况，否则就无法真正洞察中国的全貌。正是在1967年的深秋，我萌生了前往农村的念头。

02

反林彪成为我的

主要罪名之一

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开始在清华附中找了我熟悉的几个同学，当时来往最多的高年级同学车宏生、常放、刘满强和刘刚等，后来还有戴建中、仲维光、宋海泉等，讨论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农村去。结果谈了一阵子，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但没有一个人真能下决心去，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到农村去”的想法已经无法抑制，所以决定自己去。刚好当年的初冬，黑龙江国营农场到北京来招工，我就报名了。当时清华附中一共有三四十人报了名，而这些同学我都不熟悉。清华附中有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即老红卫兵；而造反派分两支：一支是井岗山；一支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相对较激进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较温和一些。报名参加支边的人，主要是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其次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也就是说，多半是造反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一行人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号离开北京。

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中央文革，尚未出台有关学生下乡的具体政策。学生们都是出于满腔的热忱，自发投身于这一未知且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的“革命”事业。其中，有的投身边疆建设，有的则投身文化革命。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那时尚不存在，那是在我们下乡一年后才逐渐出现的。我们这批北京知青，大约有一千余人被送往黑龙江，乘坐专列抵达后，又由卡车分别送往各个农场。我们首批被分配至绥滨农场的学生约有二百至三百人，抵达农场总部后，我们集体学习了几日。

在这群人中，约有一半是我的高中校友，另一半则是初中时期的同窗。在初中生中，大部分是初三的学生，而初一的学生并未出现。身为初二学生的我，因此成为了这群来自清华附中的学子中年龄最小的那一位。在集体学习的那些日子里，我与几位清华附中的高中校友一同居住于同一招待所的房间内，他们分别是刘先立、庄平和张邦宁，我们彼此间颇为投缘。至于我的初中同学，王贞平和章士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被分配到了同一个生产队——十五生产队，因此成为了往来最为频繁的朋友。

抵达第十五队后，我们这些知青被统一安排入住了一间容纳二十至三十人的宽敞通铺宿舍。起初，我对此感到十分失望，因为我来农村的初衷并非与一群中学生同住，而是渴望深入体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我开始四处寻找能够与普通农村居民同住的住处。偶然间，我发现了马号，那里不仅有农民的住所，还提供了住宿条件。我便将行李搬了过去。我记得是刘先立与我一同搬至马号。这个决定为我此后在农村近十年的大部分时光定下了基调，我的工作主要是放牛、饲养牛马以及赶车。这标志着我正式脱离了知青群体的生活。

踏上东北的土地，我心中承载着诸多关于制度的疑问，同时也做好了迎接极端恶劣环境的准备。然而，北大荒留给我的，是无比震撼的印象——那里的宁静，与那个正处于翻天覆地文革浪潮中的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往昔，我曾造访过房山的农村，目睹了农民们极端贫困的生活。相较之下，北大荒展现的是机械化耕作的场景，其场部更像是一个小城镇，居民们的住所排列整齐，生活条件相对舒适。北大荒的冬日，虽然寒冷，却以其独特的美丽令人惊叹。这里的自然景观令人称奇，久违的正常生活状态更是让人倍感温馨。

那片宁静的乡村生活，因我们这批知青的抵达而波澜再起。在我们到来之前，此地虽亦举行批斗会，但相较于城市中激烈的冲突，这里的批斗会显得微不足道，缺乏激烈的对抗与尖锐的矛盾。大多数农民对地主、富农的身份，或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的指控并不真正关心。正是城市里的知青将暴力带入了这片土地。我们一同从北京来的知青中，有人将暴力视为革命的象征，有人或许从施暴与虐待中寻求刺激。在批斗会上，有人不问缘由便动手打人，甚至不择手段地施以酷刑。

青春年少时，我自视甚高，自负且以自我为中心，一心追求心中的答案，对周遭的人和事鲜有关注。在那个宁静的村庄里，我将大把时光投入于阅读之中。我坚信，世间一切制度皆源于历史唯物论，而历史唯物论隶属于哲学范畴。因此，我立志研究哲学，以期透彻理解文化大革命，并洞悉中国社会。然而，在阅读了更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我才逐渐领悟，若要真正了解社会、分析社会，政治经济学才是关键。因为阶级，它源于经济基础，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阶级间关系及其斗争。

洞悉了这些基本原理，我心中充满了激动，仿佛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切，都是在无人指导、无人交流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的阅读与领悟所领悟到的。此外，这些观念与当时中央文革的宣传，甚至与毛泽东主席的许多言论，要么相悖，要么毫无交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并未真正理解这些基本问题。那时，我给仍在清华附中未下乡的同学写了众多信件，与他们分享我的见解，并向他们讲述我在农村深入钻研这些问题的重大进展，期盼能有更多同学与我一同探索。

那是在1968年的新春佳节，我刚刚投身农村不久，便返回了北京，与在京的同窗分享了我的这些心得与感悟，并鼓励他们一同投身农村。尽管最终无人响应我的号召，我的观念还是对几位同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书信和所谓的“论文”在同学间传阅开来。

一九六八年初春，文革的斗争还相当激烈。我的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同学，绝大多数是高中的同学，都对文化革命向何处去特别感兴趣。可是多数同学更关心的是小道消息，中央文革说了什么，毛主席最新指示是什么，什么人反对中央文革，等等。而当时我的心得，认为所有这些权利斗争都是一时的。若不能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权力斗争中的得势只是过眼烟云。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要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新阶级的来源是什么，要解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无论谁上台，仍然不可能避免新阶级的产生，阶级斗争仍然继续进行，永远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当时，我潜心研读的著作首推《资本论》。我将其视为数学与物理学一般，致力于掌握其分析方法。我的目标，便是运用《资本论》所传授的工具，剖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种种难题，洞察中国社会之现状与未来，以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我坚信这些问题是全球人类共同面临的未解之谜。我所追求的，是马克思列宁未曾触及的领域；是毛泽东虽曾目睹却未能圆满解决的问题。

何为修正主义的体制？为何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会出现这样的体制？苏联和中国产生新阶层修正主义体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若我们不清楚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那我们又如何能有效地进行反修和防修？毛泽东当时正就如何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进行讨论。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后，我发现其中存在严重问题。因为修正主义本身是一种体制，体制问题并非通过培养接班人就能解决。修正主义体制是社会主义体制的变异形态，关键在于探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主义体制的变质和退化？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有效预防修正主义的产生。

那时，我笔耕不辍，与众多同学分享我的想法，内心充满了激动，坚信我的思考是一处关键的起点，一个探索之旅的重要开端。因此，我将自己的见解与在绥滨农场第十五生产队的几位谈得来的知青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那些日子里，交往频繁的同学包括王贞平、章士伟、常慧如、张莹等。在张邦宁、刘先立这些高中同学尚未离开十五队之前，我也时常试图与他们交流思想。即便是在高中时期，我们也都只是十几岁的少年，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学生都未曾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因此，包括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内，鲜有人能理解我所写的究竟是什么。这一切都让我在那个时期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孤寂。

然而，更为严峻的是，在那个弥漫着无知与极端个人崇拜的年代，我的观点被部分知青视为异端邪说。我的某些言论逐渐被曲解和夸大，演变出了种种不同的内容。有人甚至臆测我抱有政治野心。当时，在十五队的知青群体中，有人对我提出了质疑。一些知青对我持有尖锐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我背离了林副主席（林彪）的指示。他们引用林彪的言论来对我进行批判，声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巅峰，而离开毛主席的著作去阅读马列原著，就意味着我存在政治问题。当时，我对林彪的这一系列说法持有不同意见。因此，反对林副主席成为我后来所面临的主要指控之一。

在与这些知青展开辩论之际，我力陈己见，阐述了一些观点。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时我强调，鉴于毛泽东思想标志着马列主义的巅峰，若欲攀登此高峰，深入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便亟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便难以洞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成为顶峰的缘由。同时，马克思已有论述的观点，毛主席未必会一一赘述，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然而，正因毛主席未曾明确提及的部分，我们尚感陌生，因此，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仍旧是不可或缺的。

更为关键的是，我对“毛泽东思想已达顶峰”的说法产生了质疑。我指出，毛泽东思想同样需要不断演进，而这种发展离不开众人的共同努力，包括我们的不懈追求。实际上，我所要阐述的观点不过是，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完全解决的诸多问题，我们应当携手共进，努力学习，以期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观点在知青群体中逐渐流传开来，有人因此认为我立场反动。政治迫害的导火索已然点燃，而我却浑然不觉，全然沉浸于探索问题的喜悦之中，误以为探讨本身便是一条通往答案的道路。

恰逢1968年岁末寒冬，我再次踏上了北京的故土，与尚未奔赴农村的昔日同窗展开了一番深入的交流。彼时，毛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号召——“知识青年应投身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学们纷纷准备响应这一号召，分散至各地农村。我与前往山西太谷的同学一同抵达了太谷县，遍访了当地的诸多村落，与他们一同生活在不同的村庄中，共度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记忆中尤为深刻的是，我曾造访过一个偏远山村，遗憾的是，那座村庄的名字如今已无法追忆。在那片土地上，我们同窗的车洪生与郑光昭曾一同留下足迹。后来笔名为郑义那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山村，与我们所熟知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相比，其耕作方式截然不同。那里生活条件极为贫瘠，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活依靠手工完成。由于地形崎岖，山坡陡峭，即便牲畜也难以发挥作用，使用动物作为动力的情况极为罕见。

行经北京之际，我有幸拜访了当时驻守保定的清华附中同窗王湘林，他正在三十八军服役。这成为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踏入真实兵营的经历。在营地里，我们的谈话依旧围绕着文化大革命及其相关议题展开。

1968年底，许成钢（后排左）与下乡的同学去看当兵的同学

03

修战备公路期间

对我开始监督

1969年，我国历史上一件重大事件的发生引人瞩目，那就是中国与苏联在黑龙江边界上爆发的珍宝岛冲突。我所在的绥滨农场，正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支流地带。在地图上，“叉”字形象地勾勒出了我们的农场轮廓，其北部毗邻黑龙江，南部则蜿蜒着松花江的壮丽河景。），恰逢中苏边界纠纷初现端倪，我们农场顿时陷入紧张态势。在此期间，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的国营农场被改编为军事管理单位，并更名为“建设兵团”。自整编为建设兵团以来，大量知青涌入，我所在的绥滨农场亦随之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九团”，原第十五生产队亦被整编为第二十四连。我们的通讯地址也随之变更，变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字”。兵团划分为六个师，各师均以“建设钢铁长城”这六个字为名，其中第二师特别以“设”字冠名。九团二十四连，正处在中苏边界珍宝岛军事冲突的风口浪尖，甚至更为严重的战争危机亦在暗中酝酿。

大量伐木，并将木材直接铺在沼泽地上，随后在木板上堆积起厚厚的石块，最终依靠人力在沼泽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这些石块均取自沿途的山岭。山上作业，依靠炸药开凿石眼，引爆以获取石材。在修建这条公路的过程中，除了卡车外，并无其他机械设备可用。一切工作皆需依靠人力完成：人工开凿石眼，用大锤击碎石块，再以铁锹将碎石装载上车。卡车将这些石块运至公路之上，之后又需人工用铁锹卸载。此外，还需人工挖取泥土，卡车再将泥土运送至公路建设中。整个过程异常艰辛。

彼时，筑路工程的主力军多为知识青年，他们正值十几岁至二十岁出头，男女青年均有参与。他们无固定住所，仅以临时搭建的帐篷栖身。该地区荒凉至极，偶有狗熊出没，当地人称其为“熊瞎子”。我们居住的帐篷周边，曾有一段时间频繁出现熊瞎子造访。它们常于夜晚潜至食堂觅食，日间则悄然离去。犹记有一日清晨，开工之际，一只母熊携其两子，一家三口竟直接闯入食堂，久久不肯离去，致使众人皆不敢外出。最终，有人拨通了电话，请求武装连民兵携带冲锋枪前来，将它们击毙。此事，便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在那个年代，众人皆以“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全力以赴地修建战备公路。沿着新筑的公路望去，能见到从前线押解回来的苏联战俘，以及开往前线的满载炮弹、战车、弹药和粮食的车辆。显而易见，局势异常紧张，来来往往的车辆给众人带来了极大的触动，军官们不时地前来鼓舞士气，报告前线的战况。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正为抵御修正主义、捍卫祖国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心中充满了荣誉感和理想主义的激情。为了完成战备任务，大家每日辛勤工作超过十八小时。许多知青因此累病，但他们的情绪依然高涨。那时的我，在爱国主义思想上也与任何一位知青无异，甚至有过之。在工作之余，我还会创作诗歌、谱写歌曲，歌唱我们“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

事实上，在我踏上修筑战备公路的征途之前，有关我“反革命思想”、“反毛泽东思想”以及组建“黑格尔小组”等种种诽谤之词便已悄然蔓延。那时的指责并非官方所发，而是源自知青群体。实际上，文革期间我所承受的迫害，其根源正是这些知青发起的诋毁和攻击。尽管这些攻击并未使我被正式定性为反革命或成为打击目标，但精神上的压力已然让我感到沉重。我深知，尽管尚未对我正式展开整肃，但当时的上级已经对我潜在的“政治问题”产生了高度警惕。因此，当我抵达修筑战备公路的驻地时，我感觉九团似乎已向公路修建的领导层做出了相关交代。在公路修建期间，对我的行为监督也已悄然启动。

自1967年年底投身农村，直至1969年，整整两年的时光，我除了必要的体力劳作外，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倾注于对《资本论》的研读之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最初下乡的目的是为了深入理解农村的社会现状。然而，一旦置身于乡野，我似乎远离了政治的风暴，既没有受到北京文革的波及，亦未卷入当地的政治纷争。我将农村视为自己的书房，在此静心深思。在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记录心得体会。在1968至1969年间，我撰写了多篇论文，并在此过程中萌生了一个撰写著作的念头。我计划撰写一部宏大的著作，涵盖我探索的所有核心问题，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革命。在那个时期，马克思的著作对我影响深远，不仅我的研究方法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就连我的写作计划也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深刻影响。

我深知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浩如烟海，非一人之智与力所能攻克，因此，内心迫切地渴望汇聚更多智慧，共同探讨这些问题。于是，我不仅在村里寻找了与我一同到来的知青，还广泛地通过书信与清华附中的旧友交流心得。那段时间，我日以继夜地书写、记录，沉浸在阅读与创作的世界里。然而，在那之后，我被打成反革命，几乎所有我在农村创作的文稿均被没收，从而遗失。如今，唯一留存下来的，仅是那篇最初提及的少量文稿与信件。正如前文所述，完成这部分书稿的日期是1969年12月31日，那天正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也是我抵达黑龙江后的两年零几个月。我已无法忆起，那是否是刻意为之或是巧合，但在七十年代新年的前夕，我完成了那本书的前四章。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未曾预料到一场灾难正悄然降临。

04

我被打成

反革命监审

1970年，对我而言，是一个生命中的关键转折。尽管我思想与精神上的成长与转变并非始于这一年，而是更早之前。自六岁那年，父亲因被打成右派而离开北京，我便成了出身有瑕疵的孩子。由此，我因出身问题而遭受了政治上的歧视。然而，自1970年起，我首次完全独立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全国文革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势力，坚决抵制贪污盗窃行为，坚决反对投机倒把活动，以及坚决摒弃铺张浪费之风。）及清洗“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背景下，一九七〇年年初，整党整团的工作组进入二十四连。他们的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我组织的“反革命集团”问题上。实际上，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和我来往的知青，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但是早在一年前已经有大量流言蜚语认为我反毛泽东思想，极端反动等等。这些置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及报告送到上级，所以工作组下来时，我的问题就已经列为重点了。在整团的时候，和我来往较多的知青共青团员张莹和常慧如都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工作组试图从她们那里找到“突破口”，证明我的反革命活动及反革命言行。紧随整党整团之后，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成为重要打击对象。

一九七〇年夏天，在团党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全连对我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和斗争，从连部到宿舍，从修理厂到场院，从食堂到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漫画和极尽侮辱之词的人身攻击等等，批判我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言行和其他所谓反革命行为。对我的大批判还总是要把我的大右派父亲连在一起，以编造的罪名咒骂我父亲，用以说明我的反动思想始于反动家庭教育，等等。使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知青公开的唾弃咒骂侮辱我。

1970年7月的一个夜晚，连队内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角。在军队式的兵团组织中，重大事件都会通过吹号来召集。通常情况下，夜间很少吹响集合号，但那天晚上，集合号声突然响起，全连的战士迅速集结到了二十四连的修理厂。二十四连是个独特的连队，他们拥有自己的拖拉机修理厂，这是一个宽敞的厂房，能够同时容纳多台拖拉机进行维修。正值七月的农忙时节，拖拉机们都在田间劳作，厂房里显得空旷，其大修理区域足以容纳全连两百多人的身影。当晚，全体职工齐聚修理厂，门窗紧闭，就在宣布对我实施隔离审查的同时，我被当场拘押。这实质上是一场未经审判的逮捕。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异常突然。在集会上，一些领导和知青极尽所能地煽动起对我的仇恨情绪。从我的出身到个人品行，从思想到行动，从政治立场到道德品质，无不充斥着卑鄙与龌龊。那些“义愤填膺”的人们，借我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之下展示他们的所谓政治觉悟和强烈的阶级仇恨。

自隔离审查的宣布之日，我便被押送至二十四连的酒坊。此酒坊于夏季农忙时节歇业，空旷无人。我被引入一间狭小的休息室，自此，这间休息室便成了我囚禁的牢房。那间房间狭小至极，屋顶倾斜，使得人无法站立，仅能屈身而坐或躺卧。室内仅有一张窄窄的小炕，仅供一人安身，别无他物。

自被拘禁以来，日常的生活模式便是日间受到严密的押送，参与批斗，并在监控之下从事劳动改造，而夜晚则面临审讯。无论身处何地，总有两名守卫随行。无论在何处劳作，均禁止他人与我有所接触。即便在睡眠时分，看守亦不离左右。除有限的睡眠时间外，剩余时光不是投入劳动改造，便是经历审讯或斗争会。而斗争会一日之内甚至可能举行多达四次。

缘何不明，我的这起所谓的“反革命”案件竟演变成建设兵团时期的一大要案。那个年代，“黑格尔小组”的传闻四处流传，其政治意味愈发凸显，显得凶险异常。自我被监禁以来，师团级别的领导屡次亲临现场，加大批斗力度，并指导整肃措施。我的所有论文、信件、照片、书籍无一幸免，尽数被没收。甚至连我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被送往师部，以鉴定是否为特务装备。除了书籍，其余被没收的物品至今下落不明。

斗争会与批斗会，往往被用作打压与施加压力的工具，其目的在于迫使我就无关的所谓“反革命集团罪”低头认罪。除了对我所谓的“反革命言行”进行攻击外，斗争会上最常被指责的，便是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我时常被冠以“不老实”的罪名，而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成为了被斗争的借口。

斗争会亦往往成为打压其他知青、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些会上，与我有所往来的知青被迫在众人面前“揭发”我的所谓“罪状”，或是供述与我有关的“罪恶”联系。每当他们陈述时故意回避关键，斗争的锋芒便立刻转向他们。

对我而言，斗争会往往演变成一种体罚的场合。在此过程中，除却身心疲惫至极，我还常目睹有人因义愤填膺或幸灾乐祸而纷纷上前，对我施以拳脚。那些看守我的人亦不乏拳打脚踢，或是寻找借口，对我进行侮辱与惩罚。然而，这些肉体上的折磨以及斗争带来的精神冲击，并非我所承受之最。

当时的我，所承受的巨大折磨主要源于审讯及其残酷的手段。起初，我以为他们追查的不过是所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然而，随着审讯的深入，我逐渐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脑。他们毫无根据地，将我参与的理论探讨活动编织成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行为，甚至将我十九岁的年龄也纳入审讯范围，逼我承认伪造年龄和历史的罪行。他们断言，我那篇论文即便是二十七岁的大学毕业生也难以写出，因此我必然是伪造了年龄。在审讯过程中，他们采用了剥夺睡眠、轮番打击、威胁利诱等恶劣手段，逼迫我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和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活动。这种极端的审讯迫害曾让我深感自己将终身遭受侮辱，生活毫无价值。

在政治迫害最为严峻的时期，我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悲观，甚至萌生了轻生的念头。犹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有一次在经历了一夜的审讯后，我被人押回囚室，看守注意到了我异常的神情，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增派了一名看守，并迅速将囚室内的所有金属和陶瓷物品清除干净。这名新来的看守带着明显的恐惧情绪对待我，我怀疑他可能将我的悲观与绝望误解为仇恨。在这样的严格监禁中，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

05

庞兽医、马号班长

都劝我“远离政治”

那段被囚禁的时光，恰逢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针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整肃浪潮。各地在整肃过程中，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残酷折磨下，自杀事件屡见不鲜。我的母亲在她所在的学部（社科院前身）及近代史研究所目睹了那场整肃的残酷，对我深表忧虑，生怕我遭遇不测。他们深知，我已彻底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在这段被隔离监禁的日子里，所有的通讯交流均需经过专案组的严格审查。），她频繁地寄来书信与书籍，以含蓄的文字和曲折的表达方式，给予我持续前行的动力。在那个时期，与我保持联系的唯一一人便是我的母亲。母亲的来信成为了我精神支柱的坚实基石。

晚年王来棣女士驱使我摆脱深重悲观情绪的关键动力，是对探索的渴望。若以严厉的暴力手段阻止我探索，那将使我感受到生命的绝望。然而，我坚信，若将我的探索热情转向其他领域，例如工程技术，致力于发明创造，解决生产技术中的关键问题，我依然能够发现生命的意义。于是，深入研究数学与工程成为了我心灵的慰藉。我向母亲写信，请求她为我寄来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幸运的是，当时的工作组并未禁止我阅读这些工程资料。在随后的七十年代，我的探索兴趣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工程技术领域。

曾有一回，负责押送我至劳动场所的，是那位资历尚浅的兽医庞春泰。途中，他向我感叹道：“你真是不该，为何要将精力耗费在政治纷争上？你在无线电领域的才华本该得到更好的展现。”鉴于我本人曾自行组装过若干无线电设备，故而在此周边几十里内，一旦有百姓或是农场主家的收音机或拖拉机等电器设备出现问题，他们往往会向我寻求帮助。），何不就去做那件事呢？”他的话语虽简，却在我经历的艰难时刻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记忆犹新。

如果能研发出一种能够自动调节收割机割台高度的装置，便能有效提升收割效率，减少粮食损失。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我开始系统地自学相关知识。

我与众多北京知青几乎都断了联系，负责看管我的主要是哈尔滨的知青，偶尔也有上海知青参与。由于那些斗争会和批判运动，我的名声变得极其糟糕，几乎每一个前来监视、押送或看管我的知青都对我抱有极深的敌意。在这段时期，与我保持哪怕是稍微正常交往的人寥寥无几，在连队中，只有兽医和一些当地农民偶尔会与我交谈几句。在被隔离监禁前，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马号，与几位兽医相熟。他们对于政治并无兴趣，是二十四连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之间交流得更为融洽。在被看管后，我仍能与他们保持一定的接触。其中几位与我交往较多的兽医名叫张跃生、杨修岐和庞春泰。他们性格幽默，在我最困顿的时刻，依然视我为普通人，与我开怀大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精神慰藉。

此外，众多资深员工（其中不乏农民）亦给予我精神上的诸多支持。我们马号的班长名叫陆书坤，他来自山东梁山，身上带着几分梁山好汉的豪迈气质。他的父亲，陆诗勤，曾是威名赫赫的老八路。老陆对我始终和颜悦色，记得他曾经以一种独特的语气对我进行过一次批评，叮嘱我远离政治纷争，安心过好每一天。他们偶尔还会从家中带来一些美食相赠。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些关怀对我的精神支柱作用无可估量。

1976年，许成钢（左一）与马号的农民（在农场称老职工）合影

06

我由隔离监禁

转为监督劳动

自一九七一年十月起，我的处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彼时，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已下达到团级。我案中的“反对林副主席”罪名顿时转化为无伤大雅的言论。我事后推测，或许是林彪事件的爆发，使得我的“案情”有了松动。自此之后，尽管我的“反革命”案件未得到解决，但对我实施的严密监禁逐渐放宽，审问亦随之停止，斗争会也基本绝迹。我的隔离监禁，转而变为接受群众和知青的劳动监督。

在劳作之际，即便我被归入“地富反坏右”之列，即便同列的某些“地富反坏右”们，也有主动靠近我，与我交谈，对我表示出深深的同情。

我逐渐拥有了闲暇的时光。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能够专注且系统地自学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英语。自1972年恢复放牛工作以来，这份工作对我而言堪称完美，因为它为我提供了充裕的自由时间。在这段日子里，我大多数难以驾驭的自学内容，如物理和数学，都是在放牛的间隙里逐步掌握的。我首先集中数月时间，自学了高中阶段的数学与物理，随后便系统地开始了大学物理、微积分、高等代数和电动力学等课程的深入学习。

在我所接触的自学课程中，微积分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我曾深入研读了多本大学教材，包括数不尽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手持习题集，我一道题接着一道题地攻克，以此确保自学过程的扎实与深入。我坚信，仅仅阅读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完成包括极具难度的习题在内的实践练习。完成高等数学与大学物理的学习后，我紧接着投入到电动力学、无线电电子学、自动控制原理等领域的自学中。就这样，我逐一自学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大学教材。然而，即便如此，我也意识到，尽管我已经学完了文革前的所有大学课程，但想要从事发明设计工作，知识储备仍显不足。

“可是我不懂英文啊。”他笑着解释道，学习英文其实并不困难，他自己便是自学成才的例子。他继续说：“你可以挑选一本你大体能理解内容的英文教材，借助字典阅读其中的内容，这样就能掌握其中的英文了。当你自己再阅读类似的书籍，你自然会掌握这门语言。”

我遵照他的指导行动，给母亲写信，请求她为我寄来一本英文版的美国电子学教材。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收到的第一本母亲寄来的英文教材名为《Modern Electronics》（《现代电子学》）。那是一本出自四十年代末的美国大学教材，母亲从中科院图书馆购置的淘汰书籍，尽管当时已近三十年未曾使用，但对于我而言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我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仔细研读。从电子学的角度来说，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能够理解书中的所有内容。实际上，这本书成为了我的第一本英文教材。

自那之后，我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美国大学电子学领域的教科书中。通过这种方式，我自学了众多美国大学的课程，包括计算机工程和自动控制等。其中，有一段既悲凉又颇具趣味的故事。那时，母亲寄给我一本英文版的《模拟计算机原理》。尽管如今模拟计算机已不复存在，但在七十年代，它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当我拿到这本书时，内心激动不已，迫切希望尽快掌握其中的知识。然而，时间却异常紧迫。就在这时，我遭遇了一场惨痛的事故。一位名叫潘金根的上海知青，他是当时连队的油库保管员助理，在擦拭油库楼顶天窗玻璃时不慎坠落，头部撞击水泥台阶，当场丧生。潘金根是上海知青，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他的葬礼需等待父母家人从上海赶来参加。他的遗体被放置在冰块中，存放在二十四连的仓库里，晚上需要有人看护。几乎没有知青敢在夜间负责看护遗体，连队只得公开招募志愿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脱产学习，对我来说实在难得。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那是我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历。在那个时期，我每晚都独自一人在仓库内，借助一盏油灯，专注地研读《模拟计算机原理》这本书，而潘的遗体就躺在我身旁。那两周，我几乎全靠自学掌握了这门课程。周围的一些知青对此感到不解，他们中有些人在冲突中表现得异常勇敢，但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却害怕鬼神，对我与逝者共处一室的行为感到惊奇。然而，对我来说，正是这宁静的夜晚，让我能够心无旁骛地深入学习，这无疑是一个宝贵且令人兴奋的学习时刻。

在那个时代，我系统地自学并深入研究中国及美国大学的工科课程，这不仅成为了我精神的寄托，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长期的过度精神压力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北京知青吴先，当时担任卫生员，他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的关心与援助，我至今仍铭记在心，感激不尽。

07

我这个“反革命”的

技术革新获赞

自1973年夏日始，尤其是次年，高等学府开启了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先河。在各个连队中，知识青年们纷纷为了争取成为工农兵学员而展开竞争。为了能够步入大学殿堂，众多青年心绪纷扰，焦虑不堪。而那些未能如愿的落选者，则陷入了深深的悲观之中。我深知自己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自认为根本没有机会走出农村，前往大学深造。然而，内心却出奇地平静。我坚信，自学所得的知识与技能已远远超越了大学课堂所能传授的内容。

那段时光，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一项创新项目中。在我心中，最为关键的革新目标便是“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自动控制”。我坚信，若能攻克这一割台高度自动控制的难题，便能有效解决大豆收割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浪费问题。当时，农场中的联合收割机割台高度设计均以小麦为标准，因此在收割大豆时，大约有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产量被遗弃在地里，损失之巨，不容忽视。为此，我亲自绘制了一份包含详细电路图的设计方案。

在那年的1974，我感受到了政治上的管制有了些许松动。恰逢中国政治局势发生变动，邓小平同志重返领导岗位，而“四人帮”的影响力亦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大胆提出了回京探亲的请求，竟意外地获得了批准。这标志着自1968年底离京以来，我首次得以重返故土。我深知此次回京之重要，决心借此良机，拜访昔日恩师，以期在他们的指导下优化我的设计理念。

到北京以后，我找过若干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的常迥先生。常先生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控制方面的权威，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四十年代末期后回国，回国后就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常先生的女儿常放是我的同学，也是清华附中井岗山红卫兵的成员，我们曾在同一个小组，非常熟悉要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她家很多次，同她的父亲认识。一九七四年夏回北京时，我自己闯到她家里去请教常先生。先生给了我很好的原则性的指导，对我后来的自学起到了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自学的方向上，先生给了很重要的建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常先生是我在工程方面学习的导师。当时我也曾经访问过中科院自动化所及清华数力系流体力学实验室，请教我的技术革新设计方案。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忙碌，完全都是围绕我的设计请教奔波。

“你搞的那东西挺管用的，以后多帮我们搞些这样的东西吧。”

08

我被定案为

“反革命集团”头目

自一九七四年起，母亲屡次敦促我关注自身政治问题的结论。事实上，自一九七二年始，我几乎将所有精力都倾注于工程事业。我刻意避开了自己遭受整肃的经历。然而，我深知这是必须直面的问题。在母亲的提醒下，我遂前往团组织进行了咨询。

1975年伊始，团党委对我所涉案件作出了一份正式的结论。该结论将我定性为“策划并领导全国九个省市及军队的阴谋反革命集团核心成员，其行动旨在‘针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企图篡夺国家政权”。

这个结论令我深感困惑，毕竟我全然不知自己竟涉及九个省市范围内的网络组织，更别提所谓的“夺权”指控了。该结论的标注日期为1974年10月，然而当我手中握有这份文件时，已是1975年的事。

历经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洗礼，母亲坚信我必须为这一错误的政治定论提出上诉，因为这或许将对我一生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自1975年初起，我不得不频繁中断在北大荒乡下的学习与设计工作，全力以赴准备我的上诉材料。

一九七五年的盛夏，我重返北京，凭借着多方的协助，提交了上诉材料。我寻访了父亲的老友，四十年代的同窗吕东明，借助他的儿子吕匡益，将上诉材料经由吕东明的一位同班同学之手，转交给了他——当时总政治部的常务副主任。我寄希望于他能对兵团作出批示，进而将我的问题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处理。与此同时，母亲还携我拜访了总参作战部部长府上，期望他能从军队内部协助解决我“困退”的难题。这位首长与母亲同乡，曾是她的同学，且是我的外公的弟子。

那年的夏日，对我而言，还有一件格外重要的事——重返杭州，与久违的父亲重逢。自1962年最后一次与父亲相见，那已过去了十几个春秋，这是我成年后首次与他相见。记得当年与父亲别离时，我年仅十一岁；而到了1975年，我已迈入了二十几岁的成年行列。当我抵达杭州与父亲相见时，他几乎难以认出我。那时，我身边还伴着我的挚友车洪生。他是我在清华附中最为亲密的同学，我们曾共同探讨过诸多理论问题。在1970年之前，我与他频繁书信往来，讨论理论，并曾将我的论文寄给他审阅。

当时，父亲急切地希望与我相见。一番交谈后，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急于将我这个多年未见之子召回，不仅是为了重温父子之情，更是为了深入探讨当时的社会局势。回溯至1975年，正值邓小平着手治理整顿之际，“四人帮”却卷土重来。父亲当时忧虑重重，担忧国家的未来与命运，深怕“四人帮”篡夺权力，导致我国陷入深重的灾难。他亟需与我探讨我的人生规划，尤其是与我个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国家前途问题。

即便那时我已多年被迫与政治保持距离，无缘接触社会科学的文献，我的本心却未曾改变。在潜意识中，社会主义体制的固有弊端始终是我的政治思考的起点，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对我的影响深植心底。犹记那时，父亲尤为担忧“四人帮”可能篡夺党权及其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而我却认为，问题的根源更在于中国的制度。若无法理解制度的内在机制，便难以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父亲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未曾料到我会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

自六岁那年父亲离京远去，我与父亲便鲜少团聚，然而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我对科学和技术的最初热爱，到后来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一切无不与父亲密切相关。在此次见面之前，他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位导师和偶像。然而，那一次的相聚，是我首次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与他对话，我们探讨的是那些我们共同关注的社会议题。自此，父子之间延续了数十年的不间断交流就此拉开序幕。

许成钢父，许良英

在深入剖析与探讨重大社会议题的同时，我的政治困境也收获了父亲的深厚精神慰藉。他赠送了我一本传记，讲述的是中世纪因持有异见而惨遭教廷迫害的空想共产主义先驱——康帕内拉。在那个特定的时刻，阅读此书所蕴含的意义无疑是极其珍贵的。自小深受父亲熏陶，我对中世纪教廷与盲目迷信的民众联手对科学家和异教徒的迫害行为，始终怀着深刻的同情与愤慨。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对于那段残酷的记忆，我至今印象深刻，感触颇深。回想起自己遭受的整肃之痛，那些奉命而来的工作组，在我看来，恰似中世纪罗马教廷驱使下的盲目而虔诚的暴民，他们对异教徒的残害毫不手软。

当时那本书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本描写残酷虐待异教徒暴行的传记，竟意外地成为了我与吕匡辉之间情感交流的纽带。我的前妻初涉爱河时，我们共同翻阅的书籍，为我的心灵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在这样坚实的支持下，我逐渐重启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犹记1975年底，“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引用马克思的理论，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我查阅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却发现这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猛烈抨击，竟然建立在对文字翻译中的基本误解之上，亦或是故意利用了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解。

呈递了申诉文件，重逢了阔别已久的父亲，那一年——一九七五年——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重返北大荒，回到连队，得益于先前提及的复杂关系，我的境遇发生了显著改善。尽管我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尚未彻底昭雪，我的“困退”手续也尚未在法律层面得到正式认定，但对我实施的政治监控与管制实际上已经宣告结束。

09

我案终获平反，

开启新的生涯

在那段唐山大地震的余波尚未平息的1976年，我离开了黑龙江，重返了北京。

在那文化大革命落幕不久的一九七七年，我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昭雪。

重返北京，我沦为了无业游民，却意外地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追寻自己的兴趣。正是在那个时期，我的父亲从浙江的乡村回到了北京，继续他关于爱因斯坦的研究。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室里，定期组织了一系列小型研讨会，每两周一次。赵中立、张宣三、范岱年等常客，以及方∗∗也多次出席。我积极参与了这些讨论，并投身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文献的翻译工作。经济学与物理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爱因斯坦对世界的探索方式——至少是我理解中的爱因斯坦——对我个人的世界观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8年5月27日，许良英（右）与范岱年（左）一同探望了他们的恩师王淦昌（中）。

在这段时日里，阅读文献的过程让我对经济计量学的进步感到无比激动。起初，我以为这门学科犹如物理学中的统计物理——此后，我深知自己当初对经济计量学的理解存在偏差。（），心中满怀对运用经济计量学方法研究制度的憧憬。犹记得，当时我与父亲一同拜访了于光远先生。我向他表达了自己想以经济计量学的视角研究制度的愿望，尽管于光远先生属于思想较为开放的一代老学者，但他对此却并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978年，张宣三先生就任新成立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他多次邀请我参加旁听或参与工经所的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我有幸聆听了工经所长马洪、副所长蒋一苇以及时任室主任朱镕基先生的高深见解。从他们对企业自主权改革议题的讨论中，我受益匪浅。然而，我也意识到，对于相关体制问题，我们需要更为深入的学术分析，以指导后续的改革进程。尽管当时我对经济学的理解仅限于1970年之前的《资本论》以及之后对经济计量学的初步了解。在1978年至1979年期间，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社科院聆听了苏绍智等专家关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体制的报告，以及布鲁斯先生关于波兰改革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讲座。所有这些讨论都将中东欧的经济改革作为中国改革学习和借鉴的样本。这些宝贵的信息和当时的思考，为我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是一个夏日的七月，文革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我国首届研究生入学考试正式拉开帷幕。鉴于当时缺乏我心中理想的经济学导师和研究方向，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报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遥感室。后属中科院遥感所身为计算机图像处理领域的研究生，我凭借数学和英语的优异初试成绩脱颖而出，却因种种原因在复试中未能如愿以偿。次年，我毅然决然地报考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笔试。然而，鉴于我缺乏本科学历，清华计算机系对我能力存疑，遂为我增设了额外的复试环节。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复试，我终于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79年的金秋时节，我踏入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成为该校研究生队伍中独一无二的无大学学历成员。我荣幸地成为了清华大学机械系首位涉足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研究生，专注于有限元分析及非线性最优设计的研究领域。在理论研究之余，我与导师和同学们携手攻关，成功解决了马鞍山钢铁公司八千吨水压机的最优设计难题。在项目中，我负责搭建计算机模型和进行计算分析。

在1982年研究生毕业之际，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热切期望我能留校继续攻读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博士论文。然而，自六十年代末起，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我始终致力于对社会制度的深入探索。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我的内心不禁涌动着回归经济学的渴望。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帮助下，我凭借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的背景，成功加入了当时正在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正式更名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我重返经济学领域。

若必须以十年为界，我的七十年代便画上了句点。相较之下，自那以后我的生活显得尤为宁静。出国留学、潜心学术、教书育人，我的生活轨迹与众多同辈好友颇为相似。然而，值得一提的却是，经过这些年的跌宕起伏，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似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自清华机械系毕业后，我在社科院度过了短暂的工作时光，随后前往哈佛大学深造经济学。这些年来，文革初期萦绕心头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始终未曾离我远去。我的研究课题从未脱离制度这一核心，只不过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涵盖了世界各国的制度，以及各式体制下的制度。重读近四十年前所撰写的文稿，当年的政治术语和少年时的激昂之词仍让我忍俊不禁。面对文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我依旧无法给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