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次子邱承光：我的1971年

邱会作次子邱承光：我的1971年

我的一九七一年

程光

程光，一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原名邱承光，系邱会作将军的次子。在“九一三”事件爆发时，他年仅25岁，正值在解放军广州部队服役的时期。

施工“老虎洞”

自1971年元旦伊始，部队中请假返乡的干部日渐增多，他们无不渴望能够回到家中共度佳节，然而，获得批准的人数寥寥无几。这主要是因为一二四师作为甲种战备值班师，规定休假干部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对此，我并未过多思考。在我抵达部队之际，父亲便曾叮嘱，要将春节以及其他节日的休假机会优先让与他人。彼时，我担任三七〇团三营八连的指导员，连长因外出学习而暂时离职，我亦不便擅离职守。多年来，在部队的岁月里，我从未在春节期间回家团聚。

自去年起，我们便在“支左”行动中加入了国防施工的职责。我团参与的“七〇五工程”位于广州白云山之麓，此处曾是军区战时的指挥中心，历经多年，略显陈旧，现正进行扩建。此项目被列为绝密，尽管任务紧迫且繁重，但唯有部队可参与施工，工作强度极大，即便是周末亦不得休息。军区首长时常莅临现场，进行督促与检查。

春节的余韵尚未消散，我的所在连队便接到紧急命令，需前往位于“七〇五工程”邻近的一处名叫“老虎洞”的隐蔽地点执行任务。任务内容是为一座新落成的独立房屋外围搭建铁丝网。这座房屋是一座平房，占地面积约六七百平方米。它背倚着雄伟的白云山，房屋后方几步之遥便是险峻的八十度山体斜坡。屋前有一座小院，墙体呈现青灰色，若非靠近仔细观察，几乎难以察觉其存在。

搭建铁丝网原本是工兵的职责所在，却意外落到了我们步兵连的头上。我们面临着工具匮乏、经验不足和技能欠缺等多重挑战。幸运的是，所需铺设的网线长度并不长，仅有四百多米，于是我们一边动手操作，一边在实践中学习。

任务圆满结束后，团部随即指示连队在此地展开防空隐蔽工程的建设，并承担起警卫任务。“防空隐蔽”的具体措施是在那座房屋周边及院落内广泛种植树木与草地，使整个区域从远处或是后方的山脉望去，与周边的丛林植被相得益彰，从而降低被发现的几率。

我负责统筹施工，同时还要负责安保工作。在仔细审视这座房屋的过程中，我感到它似乎有些似曾相识。这栋房子虽为一层，却比普通住宅高出不少。其宽敞的双层玻璃窗、长长的走廊，以及厚实且密封的大门，与广东地区常见的住宅风格大相径庭。经过一番思索，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是否类似于北京西山地区军队领导所居住的住所。经过更细致的观察，我发现这栋房屋与北京毛家湾林彪的居所颇为相似。

全体团员正全力投入“七〇五工程”的紧张施工中，相较之下，我们连队负责的绿化和警卫工作显得较为轻松，这让我心中有些不甘。团政委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便找我进行了一番谈话。他解释道，这所房子是军委主要领导莅临广州时的住所，因此挑选忠诚可靠的人员来完成这一任务。团里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将这一重任交由你承担。

初春三月，户外绿化工程同步展开，室内装饰也紧锣密鼓地启动。军分区一位管理科长带领一班人马入驻院落侧屋，成员包括炊事员、服务员、内勤人员及园艺师。其中几位女服务员，从着装上便能辨认出她们是专为首长服务的接待部门成员。每当需要搬运重要物品，科长总是指派我去调用战士协助，虽然帮忙不费劲，但战士们回来时常抱怨物品摆放频繁变动，指挥不断，叫喊不停，导致他们身心俱疲，还常遭受责骂。战士们每天与泥土为伴，汗流浃背，但院中唯一有自来水的地方，仅限于那所房子厨房外的棚子，人一多地面便湿漉漉的。他们因此对战士们发泄不满，争吵不断。战士们虽对那位科长心存畏惧，我却并不买账，坚决不允许他责骂战士。他对此十分恼火，质问我一个连队指导员竟敢干扰工作？我毫不客气地回应，若他敢将我的战士视为无物，我便不再让他们为他效力。他连声道歉，表示要向上级反映情况，对我进行处分。

“这你就无需多虑了，赶紧离开吧，别耽误了我们的工作！”话音刚落，一辆接一辆的车队驶入，那是军区首长们的座驾。

“正是他！”

我步入餐厅，映入眼帘的是两桌丰盛的酒席。吴法宪正居主位而坐，而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等军区的高层领导则依次围坐在他的身边。吴法宪对我点头示意，我与吴仲秋迅速占据了次桌的空缺位置。

在宴会间，我听闻了他们的谈话，原来这座房子是为林副主席所建，因为他原先居住的住所已经破败不堪，不再适宜居住。从吴法宪的语气中，我能察觉出林彪和叶群对此事一无所知，军委办事组也未曾得知，只因军区领导要求吴法宪汇报此事，并邀请林总在天凉之际前来冬休。吴法宪回应道，他可以传达这一消息，但能否成行则不得而知。林总坚决反对为他单独修建住所，在外地他总是选择继续住在原先的地方。

军区领导对此表示不认同，他们认为正在建造的是一座更加宏伟、崭新的住所。吴法宪似乎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军区首长明确指出，这些建设任务是由中央办公厅的汪主任亲自下达的。据首长所述，“那个人”将在国庆节后入住，而汪主任本人也将在近期亲自前来视察。对此，吴法宪回应道，“那个人”的相关事宜完全听从汪主任的安排，只要他有所指示，便照办不误。

自那日过后，科长对待我愈发和善，更是特别开放了位于房子后部，专为工作人员所用的卫生间，供辛苦一天的战士们得以清洁身心。然而，好景不长，连队随即接到了新的任务。

国庆节前必须竣工的“保密”项目

受命参与全团新入驻的白云山脚下的磨刀湖畔的一项“国防”建设任务。该区域早已全面动工，占地面积达上千亩，远观即被划定为“军事禁区”。目前已动工的建筑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分布着多栋独立却又相互连通的别墅。施工队伍中包括一个工兵团、我们自己的步兵团，以及汽车运输部队和众多来自外地的专业施工队伍。

磨刀湖，一座早年建成的水库，四周绿树葱茏，风光旖旎，依托白云山的映衬，显得格外宁静与秀美，不过宽广的湖面多少显得有些单调。舟桥营搭建起一座浮桥，直通湖心，运输而来的大石块不断倾入湖中，以期形成一座看似“天成”的小岛，为景色增色添彩。浮桥狭窄，仅能容纳一辆汽车到达桥尾倾倒后，下一辆车才能驶入，因此施工进度颇为缓慢。为了提高效率，夜间这里灯火通明，团领导常伫立在浮桥口，亲自指挥和督促施工。

我们的任务是搭建铁丝网，此处地形相较老虎洞区域更为复杂，线路长度更是增加了数十倍。战士们需背负着一百多斤重的混凝土桩和两百斤一捆的铁丝蒺藜，跋涉于无路可循的山林之间。架设铁丝网的路径需精心挑选，铁丝网需紧贴起伏的地势，穿梭于茂密的树林之中，既不能在铁丝网下方留有二十公分的空隙（以防人员钻越），又不能让铁丝网距离树木仅有两米之遥（以防人员攀爬树木跳跃而过）。因此，柱桩的密度相较于常规标准增加了近一倍。固定柱桩的基坑，有些甚至需要在表面看似浮土之下，一层层挖掘出砂石质地。为确保任务按时完成，连队需一早便攀登山林，直至夜幕降临方才归来。我和战士们常常满身泥泞，膝盖因跌倒而青肿，手和身上也常留下铁蒺藜造成的伤痕。

“这里不允许有任何马虎，如果少了一个渗水眼，挡土墙万一倒塌，那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将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罪！”

在那个热衷于践行“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一旦在工作中出现失误，人们往往将其归咎于“对毛主席的不忠”，这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然而，我感觉这次领导的指责却是有所指。领导离去后，我向留任的监工技术员询问，为何要对我及战士们施以如此严厉的斥责。技术员先前便识得我，似乎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背后有“背景”。听我发问，他露出惊讶的神色，随后指向天空中的太阳。见我仍显困惑，他又指向我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确认无人注意后，才迅速收回了手。我此前便知晓，汪东兴曾亲自来此视察，心知肚明，不敢有丝毫流露。

工程昼夜兼程，我们每日辛勤劳作，常常连续十几小时未曾歇息。黎明即起，夜幕才归，汗水浸透的衣衫无暇顾及清洗，只能任其晾置于风中，待至次日，衣上已泛起一层淡淡的灰白色盐霜。众人不敢有丝毫怨言，唯有全力以赴，因为领导明确指出，务必在国庆节前完成工程，时间紧迫，不容有失。

建筑群迅速展露出其宏伟风貌，背靠青山，面朝碧水，其气势恢宏，远胜于老虎洞那一带。老虎洞那处的建筑甚至不及这里工作人员的居所。有人推测出这批新建筑的用途，却心存忌惮，未敢直言。这便是后来被誉为南湖宾馆的建筑群，专为毛泽东主席精心打造的私人住所。

父亲到广州

初夏五月，团部值班室通知我前往广州大沙头的一处地点，有人等候。我依照指示抵达该地，发现是一处国宾馆。我父亲的刘秘书在门口迎接我，告知我他们正陪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进行为期几天的访问。我随即致电团部请求休假一日，团长回应，让我陪同父亲，待他离去后再返回工作岗位。

在宾馆的偶遇中，我邂逅了正在悠闲散步的黎笋。在与中联部长耿飚的会面时，我行以军礼，亲切地问候：“耿伯您好。”耿飚部长与我同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耿志远是他的儿子。他对我一愣，笑着说道，我身着军装，差点未能认出。我回忆起上次见面，还是一群清华的旧友到你府上品茗对弈，我们因贪恋棋局而被你巧遇。

一日清晨，在享用早餐之际，秘书告知：“滕代远先生在从化温泉度假时来电，表达了他想要来广州拜访首长的意愿。”父亲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坚定地说：“绝不能让滕老先生亲自前来探望，那岂不是有失礼数！我应当亲自前往探望他，还有富春同志，我也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待我这边的事务处理完毕，便即刻安排行程。”临近午时，秘书再次汇报，从化的朱德委员长来电，表示希望会见黎笋先生。父亲沉思片刻，对秘书指示道，请接通北京的长途电话，联系总理。

若干年后，父亲向我透露，周恩来曾严厉指出：老同志们疏散至外地乃主席的命令，主席对朱德同志的严词斥责并非首次。朱德同志欲拜访黎笋，却不知以何种身份为妥？是委员长吗？是否应公开报道？若不公开，外宾会如何理解？我们唯有遵从主席的指示，难道你打算为此事再向主席打扰？

父亲原计划前往从化探望李富春、滕代远以及陈奇涵等资深同志，然而担忧偶遇朱老总时难以应对，遂决定取消此次行程。他嘱托军区后勤部门代为准备几篮新鲜水果，以表对老同志们的关怀之情，并特别叮嘱广州军区领导，务必妥善照料好这些资深首长。

临别广州之际，丁盛专程探望了一次父亲，门扉紧闭，两人长谈。目送丁盛离去后，父亲独自喃喃：“这个司令员啊，司令员……”我好奇地询问，为何将“司令员”称作“司令官”？父亲却缄口不言。

他们在晚年时，才向我透露了这些。父亲曾警告丁盛：“江青不久前途径海南岛时曾路经广州。从她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她对广州军区颇感兴趣，对你的司令之职亦是如此。你务必与她保持适当距离，否则难免会遭遇不测。在她需要你之时，即便将你捧上云端亦觉不足。而若她不再利用你，对你的打压甚至将你贬至地狱深处亦觉不足。届时，你或许连自己如何丧命都不知晓。”丁盛询问如何应对江青，父亲回应道：“最明智之举是尽量避免与她接触，尤其是单独接触。当然，在表面功夫和社交场合上，还是需要应付。江青喜欢听奉承之言，关键时刻不妨赞美她几句，她便会陷入盲目之中，从而意识不到你的防备之心。”

父亲即将返回北京，此次迎接他的乃是一架三叉戟型专用飞机，这架飞机是空军特别为其安排的。我国曾长期意图从英国引进此类飞机，却未能如愿，最终转而委托巴基斯坦先行引进，再转手于我国。我国领导人专用的苏制伊尔十八飞机，飞抵北京需耗时三个小时，而三叉戟飞机仅需两小时便可抵达。

在起飞前夕，值班空军干部前来报告，告知晚些起飞已不可行，因在从化休养的张云逸突发疾病，需紧急返回北京接受检查。我父亲感慨道：“若早点告知，务必为张老安排最为舒适的舱位。”稍作等待后，父亲得知张云逸已被用担架抬上飞机，便急忙赶往机场。送行的刘兴元叮嘱众人勿扰，大家便在舷梯下静候。随后，他与我父亲一同登机。不久，刘兴元返回，飞机随即起飞，我竟未能与父亲道别。

最后见到的叶群

7月中旬，因团内有一项公务需我前往东北处理，我便得以放宽休假限制，无需再额外请假。这无疑是对我的关照，同时也省去了另派专人前往的麻烦。

我重返北京，母亲告知，林彪一脉正居于北戴河。恰逢叶群归家就医，父母决定前往探望，我便一同前往毛家湾。在父亲与叶群简短寒暄数语后，因工作繁忙，他便起身告别。

母亲与叶群靠近，低声交谈着。我隐约听出，话题涉及豆豆的婚事。她的未婚夫是部队里的一位医生，叶群有意让母亲了解一下他的学识。

片刻后，林豆豆携一青年而至，叶群随即为之引见。原来，这位青年正是我所隶属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部医院医务所的所长。外界传言他“招驸马”、“选美”之事，实则他并非外表出众的“美男子”，而是一位让人感到信赖的厚道之人。鉴于母亲对医学实务的重视，她便向他请教了一些医学问题，而他给出的回答令叶群和我母亲均感到十分满意。

豆豆他们离去之后，母亲便提及，她已派人从湖南购置了两床湘绣被面，并打算为这对新人裁制几套新衣。听闻每床被面的价格高达三十余元，比寻常的缎子被面更为昂贵，叶群坚决表示，必须按照市价支付。她提议，婚礼当天的豆豆他们可以身着军装，最多只需制作两件衬衣，务必将婚事办得简朴节约。

我在八月初前往东北处理事务，随后返回北京，享受了一段从9月7日开始的休假时光。

行军返程途中，途径广州稍作停留，逗留了两日，最终于9月10日顺利归队。

在即将返回部队之际，我分发了母亲托我带给军区首长的一批北方水果。军区政委任思忠与我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提到部队对你的锻炼成果给予了肯定，并询问我是否愿意向政治工作领域发展。我表达了自己更倾向于留在连队的意愿，若必须调动，我希望能在基层继续从事干部工作。任政委听后微笑着表示，基层干部的工作是许多人所羡慕的。然而，你父亲希望你掌握真才实学，因此师部决定将你调至三七二团政治处，担任宣传股副股长。你之前曾担任过连队指导员，并有过宣传干事的经历，你的文章曾在《战士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具备一定的基础。三七二团是四十二军中政治处一级的优秀单位，他们编写的《六十个怎么办？》连队思想工作手册受到了林总的高度赞扬。你到任后，应从这些基层思想工作中汲取经验。

抵达广东博罗县三七二团驻地后，我正式办理了报到手续。团政委及政治处主任向我提及，我们部队的前任老政委（任思忠）一直对该团的政治处工作给予着特别的关注。他们补充道，在我来之前，老政委还特别交代，要求团内继承并发扬政治工作紧密联系实际的优秀传统。

我所传达的消息，被师团误认为是军区首长的“指示”，随即迅速部署并严格执行。初至新单位，我的过往便为人所知，这让我倍感不安，甚至羞愧难当，心中暗自下定决心，必须更加勤奋地投入工作。

晴天霹雳

1971年的国庆佳节尚未落幕，团政委竟不寻常地直接召我前往，非同往日由通讯员传唤，却是保卫股长“随意”而来。他语气严肃地告知，上级已决定将我送往广州深造。我回应说需稍作准备，他却坚决地说无需等待，即刻启程。我发现，保卫股长身后已有两名从连队抽调的干部静候，他通过眼神示意我不得多问，随即带我上了停在门口的吉普车。车内，我坐在后排，两旁各有一个人紧紧夹持着我。抵达广州后，我们入住军区附近中山二路的一个小院落内的楼中，大门前双岗把守，楼门口设有内岗，这显然是加强了警戒。此后，陆续有其他人员被押送至此，包括黄永胜的两位儿子，以及几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年轻人。

片刻之后，一位干部步入我们的行列，开始朗读一份文件。该文件系1971年9月29日由中共中央发布的《通知》，其内容简洁至极，仅一句话而已。

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同志深度卷入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情况严重，已难以继续承担现有职务，故已对他们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并要求他们全面交代相关情况。

听闻此言，我的脑袋猛地一震，顿时感觉一阵热血涌上心头……我不禁难以置信，自从9月7日离家至今，竟然只是短短几天时光……

我所在的居所，面积堪比一间教室，内部安放有三张床铺，其中两张床铺相邻而放，而第三张床铺与这两张之间留有二十公分宽的缝隙，足以容人下床。我睡在中间的床上，两侧则分别是守卫人员，这样的安置比监狱中的囚犯监管还要严格。

自此，日复一日地开始了所谓的“学习”。原本是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露与批判，却不知为何演变成了对我们个人的批斗，要求我们交代所知晓的“政变”阴谋。恰逢我在8、9月份身处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重点目标。办案人员不遗余力地逼迫我揭发和交代。我将自己所能回忆起的全部说了出来，然而他们却并不满意，不时发出一些凶狠的话语，仿佛将我视为“同党”，暗示我将面临严厉的惩处。

文件上不是写着“停职反省”吗？若父母侥幸生还，发现我已经离世，该是多么的悲痛！就算遭受再多的屈辱和折磨，我也要坚持下去，活下去！

“要懂事，小心，好好照顾自己！”这位红军出身的慈祥阿姨的话语，让我眼眶湿润，但我强忍泪水，不愿被人察觉。

军区首长陪同李先念步入会场，他的开场白便直入主题：“总理原定莅临，却因紧急公务返回北京，故派我来此与大家交流。”随后，他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严禁歧视，务必一视同仁”的明确指示。接着，他发表了一席言论，似乎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深入了解。他透露：“邱会作在其车辆的后备厢中藏有冲锋枪，意图行刺……”话音刚落，所有认识我的人瞬间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这一突如其来的刺激，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十年光阴流转，我终于有机会向父亲提起此事。他显得很宽容，反问：“真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吗？”先念与我不仅在职业上有紧密联系，私交也十分深厚，此刻他需要明确划分界限，不得不说出一些官方的话语。“二月逆流”事件中，他是最早摆脱困境的，对他人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会议落幕之际，学习班郑重宣告：“严格遵循周总理的指示，本次学习活动至此告一段落。各位学员请返回各自单位，恢复原有岗位，思想上切勿有所负担。”

翌日，我重返部队。团政委告知，他们已深入学习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叮嘱我安心工作。话音刚落，他将两封拆封且略显破旧的信递至我手，信件系9月24日由母亲与哥哥所写，通常家书最快五日便能抵达。然而，这次却延误了一个月方才送达。哥哥的信中隐晦地提及“树林起火，祸及他人……”而母亲则劝我“放宽心，切勿走上绝路”。这些信件是在他们被拘押前所写，我至今仍珍藏着。

重返政治处，同事们的态度并未显露出明显的偏见。然而，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感受到那些窃窃私语的目光。于是，我向团里提出了前往农场工作的请求，哪怕只是从事体力劳动。数日之后，政治处主任告知我，我的申请已得到上级的回应，但遗憾的是，上级认为这样做将违背周总理的指示。在得知工作遭遇困境后，他们建议我分管文化工作，并且如果愿意，也可以参与思想教育工作。这时，我灵机一动，提出希望加入宣传教育部门，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接触到更多文件资料。我打算将这些文件秘密抄录下来，相信将来它们定会派上大用场。

迅速地，一场针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激烈批判运动展开了。广州军区揭露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林彪企图在广州另立中央”，地点定在南湖。我们部队正是该地的建设者，虽然公开发言时批判的声音不多，但私下里大家却在纷纷议论，质疑这不是给伟大领袖预备的吗？就在一名干部如此议论之际，政委的目光锐利地扫过，大声呵斥道：“谁敢如此放肆？管好你的嘴巴！”

与我同行至广州接受审查的，还有我们团队中一位年约二十余岁的孙姓炮兵连副连长。他于1968年应征入伍。在一场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检查中，他凭借82毫米无后坐力炮射出了卓越的成绩。一位首长指着四百米外的一棵孤立树木，指示他：“击毁敌人的‘火力点’。”他一炮发射，伴随着爆炸的火光，那棵树干应声拦腰折断。不久，他就被晋升为排长和副连长。我实在想不明白，他怎么会与“九一三”事件有所关联。在遭受批斗之际，当周围充斥着“划清界限，彻底坦白”的呼喊声时，他只是苦笑着。回到部队，恢复原职后，我与这位副连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这才得知，他遭受这种“待遇”的原因，竟是因为与叶群有亲戚关系。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彪、叶群的亲属几乎无一幸免，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他直到进入“学习班”才意识到自己涉嫌的“罪状”竟与身世有关。原来，叶群的弟弟在1936年投身革命，于1949年成为解放军的师级指挥官，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他的妻子已有身孕，遗腹子出生后，母亲改嫁给了姓孙的一位干部。母亲从未向孩子透露过这段往事，外界也鲜有人知晓这个秘密，孩子一直误以为继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九一三”事件后，中央专案组迅速查明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叶家血脉，将他绳之以法。由于无法找到他的把柄，只能以“政治历史问题”为由将其处理复员。在他离开部队之前，我和他偷偷见了一面。他当时深感苦闷与尴尬，尽管养父是一位军级干部，却无法为他提供任何帮助。他想找个更好的工作单位，却屡遭婉拒，最终是借助老战友的帮助，他被安排到西北地区的一座城市成为了一名工人。我对他说，他已经算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他还有个家，还有深爱他的父母。而我，对父母的生死一无所知……

随着1971年年底的降临，气温逐渐转凉。尽管广东的冬季并不寒冷刺骨，我却突然觉得身体异常畏寒。家中音信全无，我亦被禁止外出，工作虽依旧“如常”，但内心深处，我深知未来的日子里必将面临诸多艰难困苦。于是，我开始每日洗冷水澡，频繁进行跑步锻炼，逐渐适应了寒冷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