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八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为何八次接见红卫兵

编者按：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的狂烈火焰，源自天安门广场的熊熊燃起。毛泽东八次亲自接见了多达一千一百万的红卫兵，他们犹如火焰的使者，将革命的火种播撒至全国各个角落，从而开启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红卫兵组织源于清华附中，彼时那是一所汇聚高干子弟的学府。1966年5月29日，该校部分学生，因对校方在运动领导力上的不足表示不满，于圆明园集结，并决定组建秘密的学生团体——红卫兵。这一名称蕴含着捍卫红色政权的坚定意志，意指红色政权的守护者。翌日6月2日，他们于校园内张贴了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

初夏六月，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与石油大学附属中学亦相继建立了与之类似的组织。起初，这些由中学生自发组建的秘密团体——红卫兵，因干扰了中学工作组的教育秩序，而被视作非法的反动行为。部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迫予以解散。

7月25日，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成员彭小蒙，在一场于北京大学举行的辩论会上，慷慨陈词，对工作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激昂的言辞和坚定的立场，当场赢得了江青的高度赞誉。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陆续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第一、二、三部作品，以彰显造反的合理性，并决心彻底扭转局面。7月28日，该校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海淀区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将他们撰写的“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巨幅标语和致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递交给了与会代表江青，并恳请她代为转呈，期望毛泽东主席能对他们的立场及与工作组的争议提出指导性意见。

8月1日，正值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毛泽东亲自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达了诚挚的鼓励。一个中学生的团体，竟让毛泽东如此重视，这是否显得过于隆重？事实上，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起初遭遇了挫折，江青等人的《评》活动亦未能如愿。海瑞罢官未击中核心要害，加之遭遇众多人士的抵制，无奈之下，只得另辟蹊径。

自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在上海主持了一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会者根据江青的发言内容，整理出了一篇座谈会纪要，该纪要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此纪要进行了三次修订，并提议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呈报中央审批。《纪要》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进行了全面否定，声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长期主导着我们的政权”，并呼吁坚决开展一场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此举不仅针对文艺界的领导者，更是直指中央的领导人。彭、罗、陆、杨等人均因此受到牵连。

５月８日，在江青等人策划下，《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开火》一文。《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矛头指向北京市委。５月１０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一文，戚本禹发表《〈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结果北京市委瘫痪，彭真被打倒，吴晗、邓拓被迫害致死。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亦称《五一六通知》，该文件下发给县团级单位。《五一六通知》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和国家形势的错误判断，呼吁全国人民对党政军文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猛烈的批判。在毛泽东的批准下，5月31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自6月1日起，连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掀起一场造反的风暴。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初露端倪之际，恰在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时，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央八条”。此规定旨在指导北京市的各大专院校与中学，派出工作组参与运动。会议强调运动过程中应严格区分内外，确保信息保密，并规定大字报不得上街展示，禁止游行示威，以及避免举行大规模的声讨会和包围黑帮住所。随后，众多省市亦纷纷派出了工作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烈火，很快便熄灭了。

7月18日，毛泽东重返北京，对刘少奇所派工作组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毛泽东指出，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在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了两大问题：一是运动遭遇的阻力过于强劲，主要源于中央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二是运动的方针政策尚不明确，亟需细化。鉴于此，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

在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期间，北京成功召开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中全会。除了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与会者还包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及首都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原计划为期五天的会议，其核心议题是审议通过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然而，此次全会进展颇为不顺，不得已而延长了会议时间。毛泽东遂下令，请正在请病假的林彪同志出山，其到任势在必行。

８月７日，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8月8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称《十六条》。该决定着重指出，运动的焦点在于整顿党内那些秉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篇文章，以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林彪五一八讲话作为大会文件印发。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中央的领导机构经历了重组，林彪晋升为仅次于最高领导人的第二号人物。

自此，推翻刘少奇的呼声已成定势，北京的街巷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首先，民众纷纷排成长队，争相购买毛泽东的著作；其次，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向北京。为了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猛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来自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次日，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参与者远不止红卫兵一众。《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个格外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与百万民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宣告了这一盛事。

然而，毛泽东未曾料想，这一举措竟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他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场合。

但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两张毛泽东大照片，足以说明问题。一张是毛泽东穿军装戴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招手，一张是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鼓掌。这两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

首次报道红卫兵。

彼时的红卫兵，尚非专有名词，需以引号括之。直至八月二十五日，"红卫兵"三字方摆脱引号束缚。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于头版显著位置刊发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高呼“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并倡议将红卫兵打造成一支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兼备的青少年革命队伍。

自此，红卫兵的身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自北京始，波及全国，向旧有的世界发起了挑战，以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为核心，开展大串联活动，成为了那个狂热时代特有的符号，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群体力量。

8月31日，毛泽东同志再次接见红卫兵队伍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通栏大字标题报道：“毛主席亲切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及革命师生”。紧接着，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的新闻以《毛主席再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进行发布。随后，在10月1日的国庆节当天，毛主席亲自检阅了由一百五十万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

从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才开始“排队”。１０月１８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１５０万革命小将》。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红卫兵。到１１月３日，第五次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顺序下去了。

平均约12天一次。

首场庆祝盛典的启幕时间定于清晨七点半。

那日，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自凌晨一点起便踏上了前往天安门的征程。怀着见到毛主席的期盼，众人无感疲惫，个个精神焕发。待晨曦微露，百万红卫兵已齐聚天安门广场。

新华社报道，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维持秩序。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第一张大字报”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拂晓五时，距大会开幕尚有整整两小时的等待，毛泽东已率先抵达天安门广场。

为何恰选此时？缘于八月北京的酷暑难耐，清晨气候宜人，且从安全保障角度考量，风险系数相对较低。

身着绿军装的毛泽东，在一名年轻女兵的伴随下，步履从容地跨过金水桥，面带微笑与红卫兵们亲切握手，瞬间，人群的情绪达到了高潮。谁料想，伟人竟如此亲临群众之中，那些泪眼婆娑的红卫兵们，因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倍感自豪。

毛泽东身着略显窄小的崭新军装。有人来信指出，为何不为他定制一件合身的军服？这实则源于毛泽东的即兴决定。8月17日深夜，毛泽东突然提议要换上军装。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理应有此待遇，并无不妥。然而，自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从未着军装。他身材高大且胖，常规军装难以合身。深夜时分，何处能寻得特制的紧身军装？工作人员焦急万分，幸好想起有一位警卫战士的体型与毛泽东相近，这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毛泽东选择身着绿军装，意在向全国人民宣告他将以战士的身份，与资产阶级展开一场生死较量，同时也彰显了人民解放军与红卫兵的紧密团结。据当时负责天安门城楼组织工作的同志所述，那个时期社会动荡，许多权力机构被推翻，没有军队的支持是无法维持秩序的。老人家穿上军装，亦是对解放军的一种有力支持与肯定。

在那个年代，投身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成为了众多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绿色的军装不仅成为了红卫兵们的标志性装扮，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毛泽东紧握众人的手，转身步履从容地回到金水桥畔。他的目光凝滞，似乎被眼前那澎湃的红色浪潮深深触动。他缓缓摘下头上的军帽，不停地挥动手臂，那军帽上的红星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名红卫兵代表被选派，接到通知后抵达天安门城楼，与领袖共同检阅队伍。大约在7点16分，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位代表，并与他们逐一握手，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7时30分整，庆祝大会在《东方红》激昂的旋律中准时拉开帷幕。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齐聚天安门城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担纲大会主持，林彪发表讲话。自那时起，领袖、导师、统帅、舵手这四个词汇便固定地位于毛泽东名字之前，成为其身份的象征。

大会落幕，如同五一、十一长假般，百万民众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其间，身着旧式军装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宋彬彬，主动将一枚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数日后，宋彬彬在《人民日报》中撰文，详述了赠与毛主席红袖章的经历。那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突发奇想，认为毛主席也应成为红卫兵的一员。这一激动人心的念头使她心跳加速，于是向大会工作人员提出，愿将一枚红袖章献给毛主席。鉴于以往集会上已有向毛泽东赠送红领巾的先例，工作人员欣然将她引至毛主席身旁。毛主席询问她的名字，是否与“文质彬彬”的“彬”字谐音？并玩笑地说，她似乎更适合名为“要武”。从此，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

杭生，一位军人之后，亦将一枚以黄丝线精心绣制的红卫兵袖章呈献于毛泽东面前，袖章之上点缀着五枚各不相同的毛主席像章。毛泽东接过袖章，面露微笑，回应以温和的一笑。

在历史性的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内，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代表骆小海率先目睹了毛泽东主席的尊容。他与同学宋柏林、韩平一同高声问候：“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面露慈祥，回应道：“好好，你们是从哪里来的？”红卫兵们自豪地回答：“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坚定地表示：“我全力支持你们！”随后，另一名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兴奋地补充：“毛主席也加入了我们的红卫兵行列！”

上午11时，红卫兵队伍才悉数离开天安门广场，而毛泽东主席依旧精神抖擞地站在城楼上，逐一接见与他一同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此时，北大红卫兵向毛主席请示能否发表讲话，周恩来总理回应道：“你们手中不是都拿着毛主席语录吗？那些都是毛主席的教诲。”

8月19日，全国各地主要报纸纷纷以大幅版面详细报道了“八一八”活动的盛况。紧接着，9月8日，一部名为《毛泽东与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同行》的巨幅彩色纪录片在全国范围内公映，吸引了超过几亿人次的热烈观看。其宣传的广泛程度，堪称前所未有。

“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坚决不离场。工作人员建议毛主席在天安门东西两侧走动，但红卫兵仍感不满足，坚持要求接见。毛主席已在城楼上站立了整整六个多小时，且已回府休息，难道还要他再次返回天安门？而且，观礼台上还有众多红卫兵，若分批次接见，恐怕还需两三个小时也难以应对。

怎么办？

周恩来与筹备办公室的成员商议，决定选取几位代表登临天安门城楼。派遣哪位负责此事？周恩来稍作沉思，遂指派北京军区作战科的科长郭春暄负责此事，邀请红卫兵代表登上城楼。筹备办公室由北京市牵头，各驻京单位均有参与，包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及各军种，以北京军区为主导。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次均参与其中。事实上，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主要由军队主导。地方干部一提及红卫兵，便纷纷避让。身着军装的作战科长郭春暄却无所畏惧。他自50年代起便参与五一、十一等节日的阅兵仪式，对此流程了如指掌。此外，那时的红卫兵对解放军抱有极高的崇拜之情，他们更愿意听从解放军的指挥。共有四个观礼台，郭春暄迅速跑遍各个观礼台，与红卫兵首领进行“协商”，请求他们选出三至四名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

红卫兵代表也是又渴又饿，他们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说，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周恩来面临困境，遂下令北京军区派遣汽车团，将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悉数转移至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然而，红卫兵人数众多，汽车团虽已往返数次，仍未将所有人接走。周恩来便亲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承诺道：“大家且留在此处，待下次接见时，我定会确保你们能够见到毛主席。”

众人皆言，未曾料想红卫兵对晤见毛主席的渴望竟如此迫切，一见到自天安门走下来的工作人员，便纷纷上前，争相与他们握手，言道：“与尔等握手，便是与毛主席亲握矣。”有一南地来的小女童，在毛主席现身之际，因需如厕而离去，等她回来时，接见已然结束。听闻此讯，小女孩顿时晕厥，跌倒在地。彼时，众人狂热至极，渴望一睹毛主席的风采，此般情感，实乃我们今日难以完全体会。

昔日天安门前的哨兵卢燕财回忆道，日复一日，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的像前庄严宣誓。他目睹了一位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因迟到未能参与接见，便痴痴凝视毛主席的画像长达一个多小时，依依不舍地离去。

红卫兵不仅纷纷要求得见领袖，毛泽东亦屡次表示渴望与红卫兵面对面交流。在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毛泽东仍觉意犹未尽，渴望更广泛地接触民众，对筹备办公室未能让他与群众接触表示不满。那时，他常言：“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可你们……”

此言一出，工作人员无不心中惶恐，毕竟不让毛主席与群众见面，这帽子何其沉重。实际上，安排毛主席与群众见面实属不易。在天安门广场上行走，视线所及有限；若下至城楼，又担心发生意外。工作人员费尽心思，四处搜寻，却始终未能找到合适之地。此类接见与十一、五一等大型集会截然不同，参与者并未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难免鱼龙混杂。若发生暗杀事件，安保人员将背负千古罪名，因此，接见必须秘密进行。从之后的几次接见来看，接见的时间与方式各异，局势动荡，安保人员唯有竭尽全力，方能应对。即便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实施了众多防护措施。负责接见工作的是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立于城楼上，拥有三十余部电话直通北京市核心部门。毛主席的休息区被屏风所隔，普通人不得入内。在天安门上工作的人员在用餐时无需离开，专人负责将饭菜送至城楼。

数十年后，时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的张德斌回忆道，那段时期，他时常忧心忡忡，唯恐发生意外。一旦安全出现问题，便难以向组织交代。记忆中，有一回，毛泽东的座车在大会堂西侧停滞不前，红卫兵纷纷围拢，甚至有人被挤入车内。待警卫人员费尽周折终于为车辆开出一条通道，却发现车内遗留了一只鞋子。另有一次，天色尚未大亮，红卫兵已部分抵达，毛泽东率先抵达金水桥，警卫人员急忙劝他登临城楼，经过一番劝说才将其劝离。接见结束后，毛泽东自行走下城楼，穿越金水桥。当时，周恩来正于城楼上对工作人员进行总结，并部署下一次的接见。听闻主席已过金水桥，他顾不得多言，急忙跑下城楼，工作人员亦紧随其后。年轻人步伐敏捷，迅速超过了周恩来。众人齐声呼唤，请主席登楼，请主席登楼。毛泽东不为所动，仍旧被群众紧紧包围。直至司机驾车抵达，他才得以上车离去。还有一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来到金水桥畔，径自坐在地上。红卫兵迅速围拢，数十名记者亦纷纷涌来拍照。警卫部队费尽心思，方将毛泽东护送出来。

周总理应允，授权保卫组对人员名单进行严格审查，以明确哪些人适宜担任要职，哪些人则不宜参与。

在后续的接见中，保卫小组对摄影记者进行了大量淘汰，最终仅剩两人。令人惊讶的是，连毛泽东和周恩来熟识的摄影师也被排除在外。当毛泽东与外籍人士合影时，周恩来显得非常生气，质问为何不让那些摄影师入场？他一时愤怒得难以言表。事后反思，周恩来表示，为何不允许他们参加？保卫组长究竟是如何履行职责的？仅凭秘书的力量怎能成事？

也难怪保卫人员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甚至有红卫兵被挤死。

举办大型接见活动极为繁杂，需耗费大量精力，常常是刚刚完成一场，紧接着又要筹备下一场。事前需仔细勘察场地，制定计划，为了增加红卫兵与毛泽东的见面机会，接见方式不断创新。同时，活动必须万无一失，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此外，还需妥善安排群众站位，规划毛主席的行进路线。当时，还有众多被打倒的领导，谁有资格登上天安门，谁又不可以，站位如何安排，报道如何发布，这些都需要周密考虑。记得有一次，会议即将开始，只有十分钟时间，陈伯达却还未到达。周恩来焦急万分，担心他是否会出席。若他缺席，空出一个位置实在不妥；若他出席，却又没有预留位置。工作人员表示已联系过他，他已收到请帖。周恩来却表示，不能只关注是否收到请帖，更要确认他是否会出席。最终，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决定不再等待，直接开始会议。就在这时，陈伯达笑容满面地赶到了。

首度会面，由周恩来亲自定夺，地点便选在了天安门广场。会晤结束后，现场即刻进行总结，各小组纷纷向周恩来作出汇报。总理工作严谨，总结完毕便着手筹划下一次的接见事宜。参与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成员，多数源自总参及北京军区的作战与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人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亦出席了此次会议。

在经历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八次的反复尝试后，我们每次都需借鉴经验教训，对路线进行细致勘测，并最终筛选出最优方案。期间，我们曾考虑选址东郊的首都飞机场，然而因道路拥堵，此计划无法实施。动物园至香山的路线也曾进入考虑范畴，但狭窄的道路同样使此方案落空。几处候选地点均因进出不便而被淘汰，最终，我们决定以天安门广场为核心进行布局。

并非任何方法都能尽善尽美。回忆起那一年，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感慨万分，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几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第二次阅兵中，采取了动态的阅兵形式，相比静态阅兵，人数增加了两到三倍。这一创意虽然巧妙，但队伍行进时间从原计划的两个多小时延长到了四个多小时。尽管动员工作颇费周折，但队伍仍滞留在天安门广场，每个人都渴望多看一眼。此后，检阅方式改为群众现场观看，领导乘车检阅。选定地点后，短时间内便完成了沿途厕所、卫生站等配套设施的安排。组织工作虽严谨，但工作人员压力巨大，生怕出现任何意外，想尽了各种办法。毛泽东所经之路上的高层建筑均部署了安全哨兵，并事先进行了全面检查。

第二次的接见定于下午五点四十进行。时间虽有所调整，但接见的形式亦随之改变。为使众多红卫兵能更清晰地目睹领袖风采，特别采用了领袖深入群众之中的方式。此次，尚未被打倒的三大走资派刘、邓、陶均现身其中。不过，排列顺序略有变动，周恩来之后依次为陶铸、邓小平、康生，而刘少奇则排在最后。领袖们均乘坐敞篷吉普车抵达天安门广场，前方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及公安部等领导部门引领。毛泽东乘坐的首辆车上，他依旧身着绿军装。与他同行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则是邓小平和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则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及张春桥。共计六辆车，缓缓环绕广场一周后，毛主席步上天安门城楼。

第二次，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革命师生，共计约五十万人，并正式确认了大串连活动的合法性。中央作出决定，全国大学生及部分中学生的代表将分批次前往北京，以支持大串连活动。由此，北京的大中小学纷纷变身临时住所。随后，各级机关单位亦纷纷腾出住房，以供毛主席的贵宾们居住。

9月15日的下午5点15分，我们迎来了第三次与红卫兵的会见。会议伊始，夜幕便悄然降临。此次，数十万师生在大会的统一调度下，井然有序地朝南方向行进，以便让东西长安街两侧行列的师生陆续进入广场。在此期间，领袖们退入休息室稍作休息，直至晚上8点15分，他们再次现身于天安门城楼之上。

10月1日，迎来了150万民众的欢聚。恰逢国庆佳节，我们依照惯例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这场游行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转至10月18日，接见的形式有了变化，不再是游行，而是于中午时分，两列队伍沿着50华里的长安街绵延开来。前列的人们席地而坐，后列的人们伸长脖子，翘首以待领袖的乘车检阅。11月3日，先召开了大会，紧接着举行了游行。而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则呈现出新气象，60多万红卫兵乘坐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地通过了天安门。车队的长度超过了30里地。当车队完全通过后，30万民众再次涌向天安门。随后，毛泽东乘车检阅了这150万红卫兵。

第八次接见中，参与的红卫兵人数众多，总计超过两百万。此次接见跨越11月25日与26日两天，合并计为第八次。自首次接见以来，后续的接见时长通常较短，大致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仅与红卫兵代表简短握手，并未多言，主要是因为集合耗时较长。原计划是让毛泽东更多地与群众见面，同时解决民众看不清毛泽东的问题。然而，第八次接见中，毛泽东选择了乘车环城的方式进行。起初，计划让车队从通县直至建国门大街，两侧人山人海，让领袖从中穿过。但随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担心车速过慢可能导致意外。因此，该计划最终未能实施。最终，为了更多地与红卫兵见面，决定采用“环城”方式，但要求提高车速。那次，几乎全城居民都参与其中，各企事业单位均有所通知，但并未明确告知具体时间。人们耐心地在街头等待，车队终于到来。车队最前方由摩托车开道，身穿军大衣的毛泽东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环绕城市一周。车速极快，车上的人影几乎无法辨认，只感受到一阵疾风掠过。

环城路线大致对应现今的二环路，起点位于天安门，途经东直门。在穿越铁路路段，车速有所减慢，随即吸引众多民众聚集围观，车辆无法前行，只得临时停车。随后，在警卫的引领下，车辆绕行至钓鱼台稍作休憩。

次日在西郊机场举办活动，部分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将从天安门方向抵达西郊机场。西郊机场原本只能容纳约二十万人，最多可达四十万，却未料当天涌入了多达两百万人，远远超出预期，现场几乎失控。为维持秩序，调动了警卫部队和空军力量，费尽周折才恢复秩序。此时，周恩来抵达现场，张德斌向他简要汇报了群众分布和交通路线。由于张德斌心急如焚，担心主席即将到来，汇报速度过快。周恩来建议不要讲得太快，放慢节奏。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表示，仅口头汇报还不够，要求陪同他实地巡视一圈。还未走完一圈，毛泽东主席便已抵达。主席刚离开，红卫兵便如潮水般涌来。紧随其后的警卫车队不仅被挤坏，还导致两人受伤。情况万分危急。

毛泽东同志曾八次亲切接见红卫兵，每一次的接见都使得北京的主要街道不得不暂时封锁交通。如此频繁的安排，若长期持续，实难承受。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指出随着天气的转冷，25日当天的气温已降至零度左右。在户外站立六七个小时，对于年轻人来说已是极大的考验，更遑论年事已高的中央领导人们。加之毛主席也渐渐不再提及不与群众见面的要求，此事便暂且搁置。

于是，在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中，新华社对11月25日与26日连续两日的接见活动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毛主席亲自检阅了1100万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并在第八次接见中与250万人进行了会面。这次接见，成为明年春意盎然之前最后一次，也是对过去三个多月革命师生开展革命串联活动的成果的全面总结。

于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就由第八次而成为最后一次。通过接见红卫兵， 文革的迅猛蔓延全国，不仅显著提升了林彪的地位，更巩固了他的权势，同时也加速了刘少奇等人势力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