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鼎文：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幕后功臣

蒋鼎文，

西安事变功臣

作者： 陈侃章

题记在距今84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共两党的未来走向，更对中华民族团结御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该文在海峡两岸主流媒体上连载后，引发了广泛讨论，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在众多关于“西安事变”的著作中，蒋鼎文的形象往往仅被提及为向蒋介石传达命令的使者，而对其角色缺乏深入探讨，言辞间不免带有贬义色彩，这种陈词滥调的叙述方式，导致关于他的故事逐渐失真，与历史真相渐行渐远。然而，若我们深入挖掘、梳理国内外档案文献史料，便会发现蒋鼎文实际上是“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他全程参与了这一事件的生发与终结，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新职引燃导火索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北实地考察后，认识到以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剿灭”陕甘边境的中央红军已无望，于是开始将原本用于应对“两广”局势的中央部队逐步调往西北。至于这些调入的中央部队的指挥权，蒋介石在深思熟虑后选择了蒋鼎文。刘峙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提到：“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在剿匪上表现不佳，甚至有与匪勾结的传言。在蒋介石度过50岁生日之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亲自前往陕西坐镇指挥，并命令蒋鼎文亲自率领中央部队进行剿匪行动。”

张学良、杨虎城合影

台湾史书认为：

蒋鼎文得以担起新职，无疑是因为他勇敢善战，在剿共战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考量之中。按照既定计划，剿匪军总司令一职由蒋委员长亲自兼任，张学良则担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之所以蒋鼎文被任命为前敌总司令，是因为他与张学良之间关系融洽，两人能够默契合作。①

蒋鼎文于1936年12月8日抵达西安，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当时，西北“剿总”下辖东北军20万，17路军4万，马鸿逵部逾2万，马步芳部则超过1万。胡宗南指挥的3万中央军，此前一直由蒋介石直接管辖。如今，蒋鼎文作为“剿总”前敌总司令，不仅得以统帅新调入西北的中央军，还掌控了原有的西北部队以及胡宗南所率的中央军。在前线指挥层面，前敌总司令的职位有时甚至胜过副总司令，根据蒋介石的指挥风格，他通常会直接向前敌总司令下达命令。因此，张学良的“副总”职位实际上已形同虚设，而“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平凉，此举显然是为了与中央红军保持更近的距离。

12月9日的午后，蒋鼎文与张学良进行了会面。张学良向蒋鼎文透露，他与委员长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焦点，依旧集中在攘外与安内的先后顺序上。蒋鼎文随即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在此次交谈中，张学良敏锐地察觉到，蒋鼎文似乎有意让他交出军权。

“蒋介石召集了西安会议，陈诚与蒋鼎文均出席，此乃意在以蒋鼎文取张学良而代之。此举遂催生了西安事变的爆发。”②

在同一天，蒋介石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发出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言及：

蒋鼎文、卫立煌、陈诚三位将领均已抵达西安。据悉，蒋委员长已委派蒋鼎文担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而卫立煌则被任命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的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西拜会蒋委员长，传闻他将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指挥绥东地区的中央军各部队。然而，这一消息不宜通过中央社或其他记者发布，亦不须在西安各报上公开。

蒋介石秘密指示邵力子，在《大公报》上发布相关消息内容。

在11日的傍晚时分，蒋介石将张学良、蒋鼎文等人召集至华清池，设宴款待。宴席上，蒋介石对张学良发表了一席措辞典雅、言辞华丽的讲话。

“汉卿，铭三已然抵达，深知你们二人心气相通。特命他前来协助你，今后剿匪事宜，将委以他前敌总司令之重任，总部设在平凉。尔后，一切军事行动均由你指挥他，他再将指令传达给学忠、虎城、陈诚、绍良、卫立煌各总司令执行。务必在三个月内彻底剿灭残余匪徒。”

张学良对于蒋鼎文新近接任的职务感到颇有些不悦，据张学良的亲信卢广绩所述：

蒋鼎文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此决定未事先与张学良将军进行商议。蒋鼎文担任此职，意味着西北地区对共产党的“剿灭”行动将直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不再经过原有的西北“剿匪”总部。这无疑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缺乏信任的明显体现。张学良本人对此已有深刻体会。

《大公报》于12月12日的要闻版上，刊登了来自西安的独家报道，其头条以四个大字醒目呈现：“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在这份报纸中，特别以放大字号突出“蒋鼎文负责剿共”这一主题，巧妙地凸显了蒋介石密令的核心要旨，排版上颇具匠心。

《大公报》于1936年12月12日刊发，内容为蒋介石的密令。

电文如下：

“[西安，十日下午八时，紧急电报]委员长蒋公特派蒋鼎文将军担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一职，同时任命卫立煌将军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次长将于近日前往太原，届时将以其军政部次长的身份，统筹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二位将军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设宴款待来自陕西的将领们，并邀请各界人士共襄盛举，宴会场面热闹，共有六十余人参与，宾主尽欢，直至夜深方散。陈调元将军亦于同日晚抵达西安。蒋鼎文将军对于担任剿匪总司令的职务表示了谦逊，并表示愿意在短期内协助陕西的剿匪工作。据悉，残余匪患的彻底消除只是时间问题。”

颇具讽刺的是，当读者捧起当日的《大公报》时，会发现那些被刊登的命令发布者与受命者，竟然在同一日沦为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阶下囚。这无疑成为了新闻史上一段独特的奇闻轶事。

正当蒋介石正要张弓拉弦，未及举箭之际，张、杨二人却抢先开弓，此举动恰是蒋介石未曾料想到的。

二、对话、文武

12月12日凌晨，随着临潼押解蒋介石的行动中枪声响起，城内西北军宋文梅亦迅速率领部队将西京招待所团团围住，采取武力手段进行扣押。在此过程中，邵元冲试图翻墙逃脱，不幸身受重伤。被扣押的军政要员包括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钱大钧、陈诚、邵力子、卫立煌、蒋作宾、万耀煌、蒋方震以及郭寄峤等人。

蒋鼎文与张学良之间存在着一段历史渊源。在1935年农历新年除夕，蒋介石召集了高级军政人员到庐山进行集训。蒋鼎文、张学良和顾祝同三人同住一室，围坐在火炉旁，畅谈至深夜。国家危难和家庭仇恨是他们讨论的核心议题。每当触及这些话题，张学良总是义愤填膺，情绪激动，甚至有一次痛哭失声，对蒋、顾二人说：“两位兄长，这样下去如何是好！我的部下背井离乡，深受国耻家仇之苦，让我去剿匪，人员伤亡，弹药短缺，补给不足，你们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吗？”事件发生后，蒋鼎文特地向蒋介石汇报了张学良的困惑和不安，并表示张学良所诉苦水，均为实情。然而，蒋介石并未因此而动摇。

蒋鼎文与蒋介石西安杜公祠合影

一日，蒋介石发布指令，要求所有上山学习者，除杨永泰因年事已高、熊式辉行动不便外，其余人等须跟随他跑步前往莲花洞，速度须快，以检验众人的体力和意志。适逢大雨初歇，山道泥泞难行，蒋介石身先士卒，健步如飞。众人不甘示弱，紧随其后。蒋鼎文与张学良携手同行，张学良手持一钢制手杖，适时借力。不料在一陡峭的山坡拐弯处，两人速度过快，不慎同时滑倒。张学良手杖不慎戳中蒋鼎文额头，划破一道深可见血的伤口，鲜血顿时涌出，张学良顿时感到尴尬。蒋介石见状，急忙说道：“铭三，你的头部出血了，汉卿，你陪他回牯岭，你们不必再下山了。”蒋鼎文并未多言。自此，蒋鼎文的额头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伴随他终身。

鉴于他们原本志趣相投，性情相仿，加之这突如其来的“流血”经历，两人的友谊更是加深了一层。

午后四时左右，张学良抵达蒋鼎文的居所，随即展开了一段对话：

张：“铭三兄，抱歉让你受惊。”

蒋：“个人受惊无足轻重。”

张：“此事看法如何？”

蒋：“你因国耻家仇，迫切希望投身抗日，我对此深表理解与同情。你的心意我早已明了。但是，蒋先生，你本人是否真的坚定抗日立场呢？”

张：“毋庸置疑，我也研读了蒋先生的日记，他的确抱有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定决心。”

蒋：“既然你已知蒋先生志在抗日，他与你持相同立场。你所主张的是先攘外后内安，而蒋先生则是先内安以攘外，差异仅在此。但抗日之战，各方面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能草率行事。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众力量薄弱，国家尚未强盛，局势复杂，不知是否需要蒋先生来担任领导？”

张：“那是当然。”

蒋：“既然如此，只要蒋先生在，抗日之战便有希望延续。国耻与家仇，亦将迎来报复的曙光。若无人引领，那么国耻与家仇的复仇之路将遥不可及。”

张：“你这话说得哪里去了，我们当然需要他来担任领导。”

蒋：“既然你期待蒋先生继续担任领导，首要之务便是保障他的安全。此刻，蒋先生以及我们这批中枢文武官员已落入你的掌控之中，而你的部队尚在城外。未尝不可预见，数小时内，你的安危亦可能堪忧，甚至可能沦为他人之俘。届时，你自身难保，更遑论确保蒋先生的安全。”

张学良恍然大悟，随即用力拍打蒋鼎文的肩膀：“铭三兄，你的话我已领会。还有何事？”

张学良与蒋介石

在此次交谈中，蒋鼎文深刻感知张学良并无“加害于蒋”的意图。唯有成功说动张学良，方能化解当前僵局，因此，他转而考虑寻求张学良的亲信爱将鲍文樾的帮助。鲍文樾乃张作霖的旧部，智谋过人，目前担任“西北剿总”总参议，辅佐张学良做出决策。在那些被扣押的人物中，陈调元、蒋百里并非蒋介石的核心势力，而蒋作宾则是文职官员，三人相对而言较为超脱。于是，蒋鼎文便以名片附简函的方式联系了陈调元。

“速寻鲍文樾，并请其委婉地向张告知，同遭禁锢之辈中，不乏关心他的人士，诸如百里先生与公，不妨物色一两位作为智囊。”

蒋鼎文字迹落下，心中不禁苦涩，思索着如何将这封信稳妥地带出。恰逢万耀煌将军的夫人周长临女士步入室内。鉴于她是女眷身份，看管相对宽松，在扣押人员中，唯有她能够在招待所内自由行动。蒋鼎文便与周女士低声交谈，将托付之事详细告知，并叮嘱她务必完成任务。

蒋鼎文委托之事有三：首当其冲，恳请陈调元或蒋百里设法联络鲍文樾，并请鲍文樾向张学良建言，针对当前僵局，寻求陈或蒋的指导，以获得超然于事外的智谋；次之，鉴于西安城内兵力薄弱，需设法指令万耀煌所率的咸阳13师向汉中方向撤退，以便为东北军回归西安腾出道路。

蒋鼎文的提醒促使张学良意识到，他必须迅速将蒋介石及中央高级官员迁至自己能掌控的区域，同时，还要指挥于学忠的部队向西安进发。然而，于部一旦东进，不可避免地将与驻咸阳的万耀煌所率的二十五军第十三师发生冲突。因此，张学良设法让万耀煌的部队撤离，特地派遣何柱国和王以哲前去劝说他下达撤退命令。不料，万耀煌以囚犯待决为由，婉拒了他们的说服。

“这两件事我都没有把握，你我皆已失去自由，但我愿意尝试……这时，铭三先生对我说：‘大嫂，当前形势极其危急，武樵（万耀煌）的部队驻扎咸阳，对西安构成最大威胁，足以阻碍张、杨的行动。而西安城内，杨虎城的势力占据上风，孙蔚如、赵寿山两师掌握军权；张汉卿仅有刘多荃一旅，实际兵力不足一旅。若杨虎城不顾一切蛮干，张汉卿本人也难逃一劫。因此，必须让廿五军撤离咸阳，以便让张汉卿的军队于学忠等人进入西安。若廿五军阻挠军队进入西安，那么不仅委员长的安全难以保障，张汉卿也将岌岌可危。这种危险混乱的局势，外界无法知晓。你务必尽力完成此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趁机在照料雨岩（作宾）先生服药时，将铭三先生所托的第一件事悄悄告知，后来听说鲍文樾曾前往招待所探望他们。”

……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清晨，我的丈夫多年的忠诚卫士黄青山，突然造访。正当外子与王以哲等人发生争执之际，我轻声对黄青山叮嘱道：“今日你必须出城，火速前往咸阳，向卢副军长传达命令，要求部队即刻撤离咸阳。我明确指出，这乃蒋鼎文总司令亲口下达的指令。”

十二月十五日，传来消息，委座已于前日迁往城内高军长桂滋的府邸居住。那些被扣留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要员，也在下午五点钟分散至仁寿里和丰阜里两地安顿……这便是铭三先生托我转达给陈雪轩、蒋雨岩、蒋百里等先生的口信所带来的成效，亦即铭三先生传记中所称的“不负重托”的首次体现。

十六日晨曦微露，张汉卿踏入仁寿里，对家君言道：“廿五军昨夜突然自咸阳启程，南下而行，恐怕是刘经扶的指令。”然而，廿五军的南征实乃铭三先生的精心策划，我嘱托黄青山口头传达此事，这便是铭三先生传记中所称的“不负重托”的第二件事迹。

周恩来在12月17日的中共中央汇报中亦提及此事：“第十三师自咸阳出发，经华阳一路向汉中进发。”

西安事变亲历者，后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郭寄峤所发文章亦进一步印证此事：“万耀煌夫人最勇敢，亦敢说话。在这一事变初期严重关头，她曾遵令将驻咸阳万军密行南移让东北军一部进驻西安。”

关于这一关键历史事件的长期保密，周长临女士继而娓娓道来：

“铭三先生自西安归来后向我咨询，是否可以将某事公之于众。我深知铭三先生的心意，便秉持君子之约，严格保守秘密，甚至连我的配偶都不曾得知此事的细节。在委座脱险之后，事情自然可以公开……因此，西安事变中的这一关键环节，促使廿五军南撤，张汉卿将军的部队进入西安，接替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各师的勤务，确保了张将军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委座的安全，并协助委座返回京城。如今，已至暮年，我愿为西安事变的真实历史补充一笔……”

由一位军官夫人发动大军，此举虽是遵命行事，然而传扬开来，不免成为笑谈。国民党元老们自诩为道德楷模，严格禁止妇人参政。即便是宋美龄这样的显赫人物，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之策时，也因她当时并非中央委员，而被禁止参加，甚至一度连列席会议的资格也被剥夺。

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爆发，领袖蒙受劫难。不久，张学良毅然悔悟，护送领袖离开陕西。这其中，铭三兄的帮助尤为关键，然而，铭三兄生前却鲜为人知，其事迹亦鲜有外传。当时，我作为蒋公的侍从留驻陕西，亲身经历了这场变故，甚至遭遇叛军枪击，幸免于难。因此，我对铭三兄的事迹知之甚详。事变爆发之际，铭三兄义正言辞地劝告张学良，应以国家安危为重。此后，铭三兄往返于西安与南京之间，继而又在洛阳迎接领袖，使得这一震惊中外的变乱得以迅速平息。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蒋介石（居中左侧第二位）、宋美龄（居中左侧第三位）、张学良（居中左侧第五位）与杨虎城（居中左侧第六位）等历史人物曾合影留念。

三、担张学良、蒋介石重任

双方对于派遣特使前往南京一事已达成共识。然而，究竟派遣何人担任此职，成为蒋介石与张学良共同考虑的难题。不仅候选人需本人愿意，还需张学良的认可、蒋介石的首肯，以及当时南京掌权者的接纳与信任。这四项条件缺一不可。

蒋鼎文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无需多言。然而，其与何应钦的深厚友谊，以及与刘峙、顾祝同的密切关系，均足以证明他们之间可以毫无顾忌地相互调侃。此外，他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居正、孙科等人的交情亦颇为融洽。事实上，张学良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正是蒋鼎文。在日前，何应钦曾向张学良发电，建议他在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三人中择一人前往南京，共商西安与南京之事；而在两天前，张学良在探望陈诚时，已告知其将派遣蒋鼎文赴南京的消息。据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日记》中的记载，17日提及此事。

在午前时分，张又邀请百里先生前来相会，说道：“我张意欲按照委员长的旨意，致信中央，恳请军事当局在三天内暂停攻势，并请蒋铭三携带此函飞往洛阳。”我对此表示赞同。不久，铭三前来拜访，我便亲自撰写了一封尊敬的信函，嘱托他暂停轰炸三天，时限至星期六，随后将信交予铭三带走。

在十六日的黄昏时分，张学良先生在丰阜里拜访了百里先生，随后派遣总务处长周文章前来邀请进行会面。待周文章到达后，张先生便提出了即将启程返回京城的想法，我则回应称，只要是有利于大局之事，并且得到委座之命，无论何种使命，我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张先生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恭送委座返回京城，但他要求在此之前必须有命令下达以停止战争，并且他已经向委座说明，希望明晨能一同觐见。当晚，我在丰阜里留宿，并先行发电报请求命令前线暂停射击，并请允许我在次日前来面报后续情况。

听闻昨日空军于渭南实施轰炸，恳请立即下令终止。据最新情况观察，中正预计在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返回京城。因此，在星期六之前，务必避免冲突，并即刻停止轰炸，此事至关紧要。

蒋介石西安手书何应钦令停炸影印

“我想请子文前来，他们乃干亲家。若中央无人应命，我便自行返回。”蒋介石急忙回应：“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同时，他以目光示意，以免张学良产生疑虑，引发更多纷扰。

张、蒋二人与蒋介石告别之后，遂一同返回了蒋百里的住所。恰在此时，张学良接到紧急情报：杨虎城拒绝蒋鼎文前往南京。张氏立刻动身前往杨虎城处，详细阐述了情况，直至傍晚时分方才返回，但依旧没有说服杨虎城的迹象。张学良带着一丝焦急之情对蒋鼎文说道：“铭三兄，咱们走吧，不必再理会他。”

文正正准备启程升空，忽闻空军对三原进行轰炸，此事又添波折。委座亲自下令、亲自签署手令，明确指示暂停所有轰炸和冲突行动，亟需迅速传令陆空军全线严格遵令执行。一切待文正抵达京城后再行详细禀报。

首先，西安城内依旧飘扬着青天白日的旗帜，未见任何红旗悬挂；其次，请代为向邵元冲先生夫人致以诚挚的歉意，本人目前正于医院休养，待伤愈之后，我将亲自登门谢罪；再者，恳请中央同仁代为向各位致以问候。蒋鼎文在下午五时左右登机，当晚便在洛阳安顿下来。

何应钦

蒋鼎文对南京的局势实是所知甚少。南京的权贵们，众说纷纭，舆论沸沸扬扬，群龙无首，各怀心思，行事各异，军事行动一度濒临失控边缘。12日深夜，南京当局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一项决议：“免去张学良所有职务。”然而，决议中并未提及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军事征讨。然而，手握兵权的参谋总长朱培德却置中央决议于不顾，自行发布命令，空中以飞机轰炸，地面以军队进逼。

宋美龄与孔祥熙于13日自上海抵达南京。他们恳请各位高级官员在充分了解西安事件的真相之后再行定夺。宋美龄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尽管她言辞恳切，甚至泪流满面，但众位官员依旧秉持大义，不为所动。即便是宋美龄这样的强势人物，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和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蒋介石被扣留之后，她也几乎被汹涌的主战声浪所淹没。

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一职后，随即委派刘峙担任东路军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从河南洛阳一线发起攻势，为攻取西安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任命顾祝同担任西路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部队在宝鸡与咸阳之间形成东线包围，以围攻西安。

在浓烈的战火和乌云密布的背景下，蒋鼎文毅然踏上了前往洛阳的征途。尽管怀揣着“天子之命”，然而在当前中央决策的面前，他是否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局势？

中共高度重视蒋鼎文赴南京之行，毛泽东秘密致电周恩来，指示其务必探查蒋鼎文获释的具体原因。

蒋宋张

四、“和战”阵营，天平倾向

蒋鼎文于18日午时抵达南京，却未曾料想，他甫一踏上地面，便遭遇了棘手的局面。原来，无论是主张“战”还是“和”的双方要员，均急于先与蒋鼎文会面，急切地探询蒋介石的实况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的真实意图。

在国民党中央颁布讨伐令之后，显然关于何时发起进攻，手握军权的何应钦具有至关重要的发言权。因此，当17日晚间蒋鼎文通知他将于翌日抵达京城时，何应钦语气坚定地对蒋鼎文说道：“明日我将在家中恭候，你切勿擅自外出，务必先来我家。”

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上，宋美龄与何应钦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宋美龄坚称，采用飞机轰炸的方式，极有可能导致委员长的不幸。而何应钦则回应，这是中央的决策，宋美龄不应插手国家大事。因此，宋美龄陷入了极度的紧张与不安之中，她四处奔走，寻求支持者，然而除了孔祥熙之外，响应者寥寥无几。正因如此，当蒋鼎文即将抵达南京，宋氏兄妹迫切希望了解来自危城西安的最新消息，于是他们决定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何应钦在电话中对蒋鼎文作出嘱托之后，随即施展了一步高明的策略，这才导致蒋鼎文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率先上前迎接的是蒋鼎文的堂叔蒋伯诚。在相互握手之际，蒋伯诚感慨地说：“铭三，你安然归来，便是我最大的宽慰。至于西安的局势，何部长在家中急切地期盼着你的详细汇报，请上车吧。”蒋伯诚不仅是蒋鼎文的族中长辈，更是他在战场上的生死之交，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无需多言。

蒋伯诚戎装照

未待蒋鼎文开口，宋子文便上前一步，关切地说：“铭三兄，您受惊了。我们这边对情况已有大致了解。夫人已在车内等候，咱们回去后再细细详谈。”宋子文一边拉着蒋铭三的手，一边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一同走向他的座车。蒋鼎文在不知不觉中，已随宋子文一同登上了车。

即便蒋伯诚才智过人，此刻的他亦感茫然无措！面对何应钦所赋予的使命，他已无力完成将蒋鼎文接引的任务。

此刻，孔公馆已然变为宋美龄的“临时宫殿”。蒋鼎文向宋氏兄妹以及孔祥熙详细禀报了西安的局势，并向他们透露，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委员长，都渴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纷争。就在此时，陈布雷也匆匆赶到，蒋鼎文随即再次简明扼要地复述了情况，随后他们二人驾车急速驶往何应钦公馆。

何应钦亟欲探明蒋介石发出停战令背后的真实意图，以及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如何对待蒋介石。而要解答这些疑惑，蒋鼎文显然是关键人物。

夜幕低垂，八点钟时分，南京召开了一场阵容鼎盛的军政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听取蒋鼎文就西安局势的详细汇报，并据此制定后续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计划。与会者包括国民党中央常委、各院院长以及军事当局的核心人物。会议持续至午夜十二时方才落幕。

蒋鼎文在报告了西安的局势之余，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委座已颁发了停战的手令，张学良亦展现出了强烈的求和姿态。对此，我们绝不能视若无睹，而是应当依据这一新情况，对原有的计划和部署作出相应的调整，因为事态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各位领导均深知，蒋鼎文乃一位出身军旅的将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们天生具备战斗的勇气，那为何在这紧张激烈的战争氛围中，他却显得犹豫不决呢？

蒋鼎文接着言道：“显而易见，若我方持续实施轰炸，强行西进，不仅无法缩短南京与西安间的距离，反而会加剧二者间的分歧，直至最终崩溃。届时，不仅委员长可能不幸遇难，大规模的战争也将不可避免。从个人角度讲，委员长的牺牲或许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赫赫名声，但从国家与民族的立场来看，前景令人堪忧。届时，四分五裂的混乱战事将不可避免，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的百姓和民族呢？”

蒋鼎文续道：“在我搭乘飞机离开西安之际，张学良诚挚地对我说，铭三兄，你务必将这封信带给南京的各位友人知晓，西安上空依然飘扬着青天白日的旗帜，绝无共产党的红旗飘扬，张学良依旧遵从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因此，面对张学良的和谈诚意，我们切不可将其拒之门外。”

在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中，亦记载了蒋鼎文所发表的观点：“若蒋鼎文亲至，彼等听闻其亲自传达委员长之令，自当无不服从。蒋鼎文更是诚恳地劝诫，切莫让南京与西安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对于那无端的无线电广播谩骂及恶意报纸的评论，应当即时停止。与此同时，各方也在努力遏制冲突的进一步蔓延。”

蒋鼎文的报告与倡议，无疑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焦点。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军事行动将暂停轰炸与进军；同时，针对西安问题，秘密商讨解决方案。

上弦之箭终得暂缓，南京当局已不再排斥以和平调停手段化解西安事变，甚至就营救蒋介石的问题达成了某些共识。由蒋鼎文、宋氏兄妹及孔大连襟构成的“和谈核心”在与戴季陶、居正、孙科、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等“讨伐派”的交涉中，暂居上风。

12月17日午后，张学良再次前来相见，言道：“此事曲折颇多。目前无论情形如何，我们应先派遣铭三前往洛阳进行通讯，其他事宜待后再行商议。我已将铭三送上飞机，他正飞往洛阳。”

12月18日：张又言焦急地表示：“铭三虽已抵达京城，却尚未有来电联络。”

12月19日夜晚，张又来告知：“铭三已经来电，他到达京城并向我汇报，状况相当良好。”

正如陈诚在《西安事变纪事》中所记载：“12月18日……张学良在陕飞洛之后，曾致电铭三，然而抵达京城之后，音讯全无。或许他已被京方所围困，亦或是其他未明之因。”

蒋介石与张学良

至19日，张学良等得心焦。鉴于蒋鼎文仅电告“情形颇佳”，再无其他利好消息传来，张学良不禁担忧，或许是那些权势熏天之人压得蒋鼎文无法畅所欲言，亦或是他被汹涌的主战声浪所淹没。

为此，张学良向蒋鼎文发送了一封篇幅冗长的电报。

蒋主任铭三兄尊鉴：此间局势，唯有抗日一项，委座已有容纳之意。对此，兄台已有透彻的理解，恳请兄台早日返回京城，我们定将诚意满满，竭力促成此事的解决。若各位同仁能够体谅委座之苦心，从国家大局出发，促成抗日的实现，我国国际地位必将立刻攀升，委座也将流芳百世，岂不是美事一桩！文日之行，纯粹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介公的敬仰，毫无金钱之欲，只求国家安宁，不惜任何牺牲。兄台对此亦已深知，想兄台抵达京城后，不会因他人之言论而有所保留。总之，若抗日主张不能付诸实践，便难以将委座安全送回京城。若南京同仁能平息一时的愤怒，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那么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反之，若不顾大局，执意以武力解决内政，须知我们发起如此重大的事件，岂能等闲视之！对个人生命，我们早已置之度外……

这份电文在西安事变中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其内容涵盖的信息至少涉及以下数个关键方面：

首先，“此间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这一表述揭示了，在17日之前，蒋介石已对张、杨提出的抗日主张表示了接纳之意。

其次，张学良恳请蒋鼎文前往南京，并明确表示：“我对此事已透彻了解，恳请您返回京城，我的诚意毫无保留，定当全力以赴，寻求此事的妥善解决。”

第三，西安之行，纯粹出于国家大义，并无金钱之动机，亦不计较任何个人牺牲，“这份心意，兄长早已明了。想及京城之后，自当不至于因众说纷纭，而有所保留，不敢畅所欲言。”

张学良重申，此等震撼之举，系经深思熟虑后所决断。若中央意图动用武力，我方必将进行自卫还击，其言辞间流露出坚定不移的勇气，毫无畏缩之意。

在同一天，张学良不仅向蒋鼎文发送了电报，还向孔祥熙发出了一封，电文中除了重申了相同的内容之外，还特别提及：“铭三兄已抵京，想必已对此地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建议你们不妨多向他请教。

此刻的蒋鼎文，不仅在会议上力主和平谈判，更是在诸多场合向他的同僚和党派成员、黄埔系的将领们详述西安的实际情况。他向他们传达了委员长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及张学良扣留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竭尽全力以阻止战火的蔓延。

五、重返西安谈判调解

宋子文率先抵达西安，并于21日下午返回南京。抵达后，即刻与众多军政要员展开商讨。首先，他敦促宋美龄火速前往西安，以期扭转蒋介石显现出的“听天由命”的心态；其次，他向孔祥熙等人传达，对张、杨提出的四项条件应进行理性探讨；再者，他与何应钦、蒋鼎文达成共识，决定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戴笠等人在次日一同前往西安。

宋子文私下向蒋鼎文咨询了军事相关事宜，并恳请他从军人的视角对南京政府的军事部署进行评估。蒋鼎文直言不讳地告知宋氏兄妹，中央军“截至12月26日，无论如何都不会发起战争。这是因为军队的调动和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需要等到12月26日才能完成”。

因此，他们商定务必在圣诞节之前和平地解救委员长。22日午时，宋、蒋一行人乘坐飞机，在洛阳稍作停留后，继续飞往西安。

宋子文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之际，宋美龄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紧张。她将随身携带的护身手枪递至端纳手中，语气严肃地说：“若张、杨军队失控滋扰，一旦他们对我无礼，有损我之尊严，请你立即用此枪结束我的生命。”端纳闻言一愣，蒋鼎文立刻上前安抚道：“夫人请安心，他们断不敢有此狂悖之举。”待飞机平稳降落，张学良上前迎接。宋美龄对张学良表示，希望他不要对行李进行检查。张学良听后，谦逊地回答：“夫人何出此言，学良岂敢妄自菲薄。”

目睹蒋鼎文离去又折返，张学良紧紧握住他的右手，同时用左手轻拍他的肩头：“铭三兄，你果真乃真英雄，勇往直前，不畏生死，竟能归来。”

蒋鼎文机智地回应道：“哪能呢！副司令乃真英雄，而我蒋鼎文不过是小英雄罢了。”

数人率先抵达张学良的公馆，宋美龄稍作品茗之乐，随后在张学良的引领下，来到了蒋介石的住所。

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宋美龄于12月22日抵达西安。

张学良与宋子文、蒋鼎文及戴笠就此次行程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蒋鼎文更将何应钦亲笔所写的停战条件交付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就东北军而言，实现停战并非难事，然而，中央军仍在推进，偶尔发生的意外冲突，实非他们所能预料或掌控。

“12月22日的午后，铭三携手王以哲与孙蔚如一同造访。铭三向我们透露，他与蒋夫人及子文一同前往陕西，目前似乎已有妥善的安排，因此不会再有重大问题。尽管王以哲和孙蔚如一同到来，但他们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他们同来的目的，显然是张、杨派系用来监视铭三的，因此铭三也未多做停留，稍作逗留后便匆匆离去。”

蒋鼎文抵达张公馆时，夜幕已然降临。在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的陪伴下，他与戴笠共进晚餐。曾扩情先前亦曾被张、杨二人拘禁，但此刻，他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晚餐期间，三人的谈话并不多。餐后，戴笠前往张公馆地下的卧室休息，而曾扩情则返回了自己在省银行的原有住处。

不久，蒋百里登门拜访，向蒋鼎文告知：“兄长的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即您致何应钦的电文），我已妥善保管。”蒋鼎文面带笑容表示感谢。随后，蒋百里便起身告辞。

蒋鼎文还与宋子文在一起商议，突然一声“铭三兄”的叫声使他们的讨论稍停。室内的灯光有些朦胧，蒋鼎文见来人穿着件宽大灰色的棉布军衣，脸上的鬓须有些长。蒋鼎文呆在那里，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人说道：“铭三兄，一别多年，怎么不认识我啦。”蒋鼎文略显尴尬。那人便笑着说：“铭三兄，你好忘性，我是周恩来啊！”

蒋鼎文急忙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连声呼唤：“恩来兄，原来是您！”接着，他补充道：“想当年您风华正茂，身着笔挺西装，气度非凡，乃是远近皆知的俊彦。今日一见，竟让我几乎辨认不出，真是时光荏苒，令人唏嘘！”

“铭三兄，这一切，都是校长的恩赐。你们一路追击，毫不松懈，真是一往无前啊。”周恩来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深意，随即转折道：“然而，岁月如梭，我们每个人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不，你只是多了几缕胡须而已。回想起你昔日于黄埔讲授的法国大革命史，那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你，乃是一位饱读西洋书籍的新派人物啊！”

鉴于彼此熟识，互怀敬意，且同属绍兴府的同乡，他们的交谈显得格外轻松融洽。蒋鼎文便提及了关于周恩来的一件额外事宜。

“恩来兄，我欲询问关于一位贵军所俘获的友人，他与我同乡。”

周恩来，那般机敏聪慧，随即接口说道：

“是陈时骥将军吗？”

“没错，没错，我所探听的就是此人。”蒋鼎文迫切地渴望查明陈时骥的行踪，毕竟陈家多次恳请于他，然而他却始终未能给出确切的答复。

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向蒋鼎文透露，陈时骥在被俘后不久便不幸离世，他的死因是因病所致。

双方一阵沉默。

周与蒋、宋交谈后离席。

宋与蒋持续商讨关于如何促使中央军撤退的策略，鉴于在与张学良的会面中，张学良情绪颇为激动。他认为，尽管西安方面的军队并未向东推进，但中央军却步步紧逼，在这种态势下，双方的军队极有可能发生误伤，一旦枪战爆发，难以保证不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届时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前景堪忧。

宋子文当时在军政部门并未担任实际职务，因此当他来到西安时，他得以向那些试图阻止他西行的官员们宣称，此行纯属个人行为。这一声明使得反对者无话可说。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在公共场合，他亦无法对南京政府指手画脚。鉴于他对军事事务并无发言权，因此他只能请蒋鼎文做出决策。

南京孔部长转达何部长：尊夫人及宋部长已于五时平安抵达此地，现正将部长亲笔签署的停战条件交给张、杨二位，并转达前方以作知照。然而，本地的同仁们期望双方警戒线均能适当后撤，以避免不明真相的士兵发生误会和冲突。中央方面若能将主力部队撤至华阴附近，而华县则由中央军前线接管，将更为妥善。敬请何部长审慎考虑并转令执行。

由蒋介石委员长亲自出面，召集包括朝野各界官员及社会名流在内的众多人士，于西安或太原召开一场盛大的会议。与会者名单中涵盖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人。会议议题涉及四项关键条件：一是改组政府；二是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是发动抗日运动；四是释放被捕的七位人士。待大会就此达成决议后，蒋介石委员长方可离开西安。

显而易见，张、杨所列的与会人员名单中，南京政府的关键人物寥寥无几，对南京当局展现出了彻底的排斥。与会者要么是蒋氏刚刚平定的地方势力，要么是与蒋介石尚在协商之中、仍处于策略博弈的人物。如此以地方势力围攻“委员长”，实有以诸侯之势令“天子”之意。显然，张、杨意图将局部行动扩展至全国范围，进而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兵谏”的目标。其初衷和意图无可厚非，但在方法上似乎过于强硬，试图将蒋介石和南京当局逼入绝境，这恐怕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设想。

一、拒绝举办邀请名流及政府高官出席的大型集会；二、对政府进行改组，清除亲日派势力；三、释放那些在上海被捕的同胞；四、一旦建立起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政府，中日间的冲突将迅速升级。一旦战火燃起，“塘沽、何梅、察北三项协定”将随即失效。

宋子文担纲呈递了这份反建议方案，蒋介石审阅后，表示予以赞同。

针对此方案，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携手构成的“三位一体”并未提出异议。在确立了共同立场之后，双方进而就政府改组事宜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西安方面提出，希望由宋子文主持组阁，然而宋子文却以“政治与个人原因”为由，婉言拒绝。宋子文内心明镜高悬，即便他本人愿意接受，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党势力也断不可能予以认可。事实上，南京方面的高级官员甚至有人怀疑宋子文是策划西安事变背后的推手，此消息一度在政界上层传得沸沸扬扬。

宋子文与宋美龄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的最新进展。蒋介石随后提出了中央军撤退、陕军撤离、张学良的部署以及红军改编等多项议题，并再次派遣蒋鼎文前往洛阳，以传达停战的具体命令。关于这一系列安排，宋子文在12月23日的日记中进行了详尽的记录，此处不再赘述。

蒋主任铭三兄鉴：

晨电已悉。就军事事务而言，敬之兄已通过电报回复，详情已明。日前，汉兄曾提及，若子文弟能赴陕，便可立即随介公一同返回京城，想此愿望如今已近在咫尺。介公若回京，汉兄对介公的守护之心亦将昭告天下，彼等的主张亦不难商议与接纳。若介公留在陕西，国人皆将视其为失去自由，即使有接纳其主张的真诚表示，亦会认为是受胁迫所致。中央多数意见，绝不容接受，望兄转告此意。孔祥熙顿首。漾亥。

电报内容表明，孔祥熙作为中央代表的立场相当坚定，其措辞强硬，明确提出“先释放人质，后进行谈判”的原则。与此同时，西安方面的要求则是“先谈判，后释放人质”，并强调必须达成共识并签署协议后方可放人。孔祥熙的电文进一步阐释，即便在与被扣留的蒋介石谈判中，蒋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中央方面仍将此视为“胁迫”行为，政府方面决不认可蒋介石所承诺的条件。这反映出他们对蒋介石的信任已经动摇。

蒋鼎文收到那封电报后，递给了宋子文。他们面面相觑，苦涩地笑出声。他们心想，难道南京当局还未能领会张学良曾明确表达的立场：“若中央对弟之主张无法解决，则送介公回京之举势难成行”？若照孔氏所言去催促张学良，谈判恐将即刻破裂，无法再进行。于是，他们决定不对张、杨施加压力，继续按照既定计划进行谈判。

宋子文对蒋介石回复的转述，张、杨、周虽表示认可，然而在提交给“西安军事委员会”进行审议时，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大多数人坚持认为，所提出的条款，不论是否全部，至少应有一部分在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得到落实。显而易见，这样的要求实质上等同于继续扣留蒋介石。

得知张学良将此消息转告宋子文，宋子文与蒋鼎文商议后，果断作出反应。一方面，宋子文决定继续与张学良保持沟通，并嘱其在内部分化瓦解反对势力；另一方面，他们依照原定计划，先行执行部分条款，暂不对蒋介石透露张学良所反馈的情况，以免激怒他。

（12月24日）午后，蒋鼎文拜访委员长，于获其下达的停战令后，迅速登机启程，离去之际，我们无不期待委员长能在圣诞节的次日启程，重返南京。戴（笠）的不告而别，让敌方颇感不快。

“蒋鼎文已奉蒋之亲笔手令，下令停战并撤回军队（目前前线已开始撤退）。

蒋鼎文遵照蒋介石的手令，再度宣布洛阳前线的停火。蒋介石的侄子，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蒋坚忍，在《华北日报》上撰写文章，详细描述了“蒋委员长飞往陕西及洛阳的经历”：“蒋铭三在二十二日伴随蒋夫人以及宋子文再次飞往西安。至于张、杨将军护送委员长脱离险境的议题，于二十三日便已达成一致，而二十四日，铭三便携带委员长的撤兵手令，飞返洛阳。与此同时，洛阳方面通过电话向孔代院长、何军部长报告了这一消息，而我则与蒋铭三一同飞往华县前线，手持手令向各位将领传达命令，要求前方部队撤退至一千米以外，以避免任何冲突的发生。”

西安事变和平落幕，蒋介石在挣脱束缚之后，缓缓走下了飞机。

南京此次行动果断，不再拖延，宣布全面停火。25日黄昏，蒋鼎文在洛阳恭候蒋介石夫妇的到来。在迎接的过程中，蒋鼎文意外地遇到了张学良，不禁惊讶地询问：“汉卿兄，您怎么也来到了洛阳？”张学良以幽默回应：“铭三兄，我为何不能来？我是特地前往南京请罪的。”

蒋介石抵达洛阳之后，即刻下令张学良即刻释放被拘禁于西安的众多军政要员。当夜，张学良向杨虎城发出紧急电报，指示其即刻释放陈调元、陈诚、蒋百里、万耀煌等所有被扣押人员。至27日，这些被拘者均已获得自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回南京。

在军事压力与政治谈判并行不悖的双重策略下，蒋介石成功重掌了西安的局势。他坚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庄严承诺，并明确提出了关于时局的五大方针：

（一）力避内部冲突，确保和平稳定。（二）政治与军事改革应逐步推进，采取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策略，计划在三年至五年内实现国家统一。（三）摒弃排日情绪，积极倡导抗战到底。（四）强化军队训练，提升战斗力。（五）各省积极搜寻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

蒋鼎书题写黄帝陵“轩辕庙”额。

次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五届三次会议开幕，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

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调整了原先急切剿灭共产党的军事策略，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进而形成了一致抗日的团结格局。

蒋鼎文将军于1944年5月26日之夜，在河南抗日战场上留下的悲壮绝笔信札。

在西安事变风云变幻之际，蒋鼎文积极为寻求和平解决之道献策出力，奔波劳碌不曾停歇。面对南京弥漫的主战呼声，以及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局势，他毅然坚决地阐述张、杨“兵谏”所倡导的和平理念，力图消除对西安城的诸多误解与谣传。在国民党高层机关面前，他大声疾呼寻求和平之路，多方斡旋，努力化解内部矛盾。

蒋鼎文在西安问题上的立场，起初独自一人，继而又与宋子文等人士携手，竭力劝告张学良正视政治现状，摒弃陈规旧矩，力求实现共同抗日的根本目标。他同时敦促尽快释放蒋介石，以防止国家陷入内战、民族遭受苦难的境地。毫无疑问，蒋鼎文为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